在这里用的英文教科书已经不能全部回忆出来。只有一本我忆念难忘,这就是Nesfield的文法,我们称之为《纳氏文法》,当时我觉得非常艰深,因而对它非常崇拜。到了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英国人专门写了供殖民地人民学习英文之用的。不管怎样,这一本书给我提供了很多有用的资料。像这样内容丰富的语法,我以后还没有见过。
尚实英文学社,我上了多久,已经记不起来,大概总有几年之久。学习的成绩我也说不出来,大概还是非常有用的。到了我到北园白鹤庄去上山东大学附设高中的时候,我在班上英文程度已经名列榜首。当时教英文的教员共有三位,一位姓刘,名字忘了,只记得他的绰号,一个非常不雅的绰号。另一位姓尤名桐。第三位姓和名都忘了,这一位很不受学生欢迎。我们闹了一次小小的学潮:考试都交白卷,把他赶走了。我当时是班长,颇伤了一些脑筋。刘、尤两位老师却都受到了学生的尊敬,师生关系一直是非常好的。
在北园高中,开始学了点德文。老师姓孙,名字忘记了。他长得宽额方脸,嘴上留着两撇像德皇威廉第二式的胡须,除了鼻子不够高以外,简直像是一个德国人。我们用的课本是山东济宁天主教堂编的书,实在很不像样子,他就用这个本子教我们。他是胶东口音,估计他在德国占领青岛时在一个德国什么洋行里干过活,学会了德文。但是他的德文实在不高明,特别是发音更为蹩脚。他把gut这个字念成“古吃”。有一次上堂时他满面怒容,说有人笑话他的发音。我心里想,那个人并没有错,然而孙老师却愤愤然,义形于色。他德文虽不高明却颇为风雅,他自己出钱印过一册十七字诗,比如有一首是嘲笑一只眼的人:
发配到云阳,
见舅如见娘,
两人齐下泪,
三行!
诸如此类,是中国民间文学的一种形式,严格地说就是民间蹩脚文人的创作,足证我们孙老师的欣赏水平并不怎样高。总之,我们似乎只念了一学期德文,我的德文只学会了几个单词儿,并没有学好,也不可能学好。
到了1928年,日寇占领了济南,我失学一年。从1929年夏天起,我人了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据说是当时山东全省唯一的一所高中。此时名义上是国民党统治,但是实权却多次变换,有时候,仍然掌握在地方军阀手中。比起山东大学附设高中来,多少有了一些新气象。《书经》、《诗经》不再念了,作文都用白话文,从前是写古文的。我在这里念了一年书,国文教员个个都给我的印象很深,因为都是当时文坛上的名人。但英文教员却都记不清楚了。高中最后一年用的什么教本我也记不起来了。可能是《格里弗游记》之类。我还能清晰地回忆起来的是几次英文作文。我记得有一次作文题目是讲我们学校。我在作文中描绘了学校的大门外斜坡,大门内向上走的通道,以及后面图书馆所在的楼房。自己颇为得意,也得到了老师的高度赞扬。我们的英文课一直用汉语进行,我们既不大能说,也不大能听。这是当时山东中学里一个普遍的缺点,同京、沪、津一些名牌中学比较起来,我们显然处于劣势。这大大地影响了考入名牌大学的命中率。
此时已经到了1930年的夏天,我从高中毕业了。我断断续续学习英语已经十年了,还学了一点德文。要问有什么经验没有呢?应该有一点,但并不多。曾有一度,我想把整部英文字典背过。以为这样一来,就再没有不认识的字了。我确实也下过工夫去背,但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觉得有好多字实在太冷僻没有用处,于是采用另外一种办法:凡是在字典上查过的字都用红铅笔在字下画一横线,表示这个字查过了。但是过了不久,又查到这个字,说明自己忘记了。这个办法有一点用处,它可以给我敲一下警钟:查过的字怎么又查呢?可是有的字一连查过几遍还是记不住,说明警钟也不大理想。现在的中学生要比我们当时聪明得多,他们恐怕不会来背字典了。阿门!加上阿弥陀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