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人问起，他们最终送了多少钱的红包，又或者是不是认识什么了不起的人，能让“魏一刀”为了个病人一天来回赶四百多里山路，再亲自帮忙安排，再亲自做这个手术。他每次都老老实实地说：“是魏大夫好心，咱们什么好处都没给人家。连大家凑的那个红包，人家都没收。”很多人不信，更有人说，凑钱时不知道魏大夫是这么牛的大夫，人家是嫌少吧？就你这个脑袋，才觉得好心能顶大用了。
志光爸爸老刘，是个特别轴、特别死脑筋的书呆子，连在县中学这种相对单纯的地方，都被认为是最清高迂腐不识实务的一个，经常被人嘲笑。这一次志光的事， 他先是觉得那些人是小人之心，人家说得多了，他忽然想起来魏大夫说过：“等你儿子能站起来走路了，再说。”
既然“再说”，那就还是要说的。虽然现在志光完全恢复了，不“说”谁也没法子，但是在志光爸爸的脑子里，“不说”就简直有点背信弃义的味道，不地道。
在老刘一根筋的脑子里，当大夫的就该救死扶伤，就跟他当老师的就得教书育人一样，如果图病人的红包感谢，医术再高，都不值得敬重。但是，敬重不敬重是一回事，人家把儿子的下半生救了，如果当年是在“暗示”，自己又没拒绝，那么现在就不能事后赖账。
于是，志光初一暑假那年，志光爸爸带着他，揣上家里所有的存折，长途车换火车，火车换汽车，到了北京，找着了魏大夫上班的医院。他本来想挂个魏大夫的号，然后就能见着他了，结果挂号处的人像看着火星来客一样瞪着他说：“挂魏大夫的号你这大白天的来？那些带着铺盖跟挂号处打地铺的，都不见得挂得上呢。”说着就摆摆手，“你挂别人的吧，不过只有普通门诊，别说魏大夫，所有专家的号都已经没了。”
志光爸爸摇摇头：“我儿子是他的老病人，治好了，我带着孩子特地赶了两天路来北京，想告诉他孩子都好了，想见见他，感谢他。”
挂号处的姑娘“扑哧”就乐了：“您还挺知恩图报的。不过要是您这样的，魏大夫个个都见，挂号见的话，那这种感谢号也得半夜排大队了。得了您别添乱了，带孩子跟北京玩儿两天回家吧。下面儿下面儿。”说罢，目光就直接越过了他的脑袋。
老刘很快就发现这姑娘虽然说话腔调让人不待见，但是说得却没错。门口有种人的职业叫做“号贩子”，专门利用各种关系或者就是雇人连夜驻守挂到专家号然后倒手卖，在他们手里，魏大夫每周半天的十五块钱的专家门诊和另外半天的两百块的特约门诊，都能倒卖到八百至一千块，有时候更高，卖到两千块的时候也是有的。
老刘却犯上了倔，不见着魏大夫，他觉得心里会有块解不开的心病，之后都活得不明不白。他就也买了个席子，带上风油精，大半夜地加入了排号的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