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皮币自然引起了反对，且比上次更强烈，这次带头反对的，是大汉帝国的财政部长——颜异。当然颜异本人并无恶意，只是认为定价40万太高，属于对诸侯的变相勒索。此人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清官，担任财政部长数年，以清正廉洁著称，百分百的好干部，不是“既得利益者”。但汉武帝不管这个，经济改革至关重要，谁挡我的路，我就要谁的命，况且而今反对声本来就多，正要杀鸡给猴看，正直的颜异，就这样做了“鸡”。
公元前117年，又是“鹰犬”张汤出面，经汉武帝授意将颜异关押，而后经过审理，想尽了办法也没找到颜异的罪名，最后干脆给颜异定了个“腹诽”罪，即颜异虽然嘴上没有谋反行动，但心里反对经济改革，就在这样的“欲加之罪”下，颜异被处死了。“杀鸡”的效果是显著的，“猴”们果然消停了，到了公元前113年，汉武帝设立“水衡都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负责货币铸造的机构。从此之后，地方诸侯国铸造货币的特权被彻底取消，货币的发行与铸造权，被牢牢掌控在政府的手中。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度的重要一步。
在改革货币制度的同时，已经是大汉帝国“农中丞”的桑弘羊又开始对既得利益者“阴坏”了，这次他的政策是“算缗”，附加政策是“告缗”，按照现代的意思说，就是对工商业者增加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
所谓“算缗”，名义上说是针对天下百姓，但是看政策，却主要针对工商业者。算缗的意思，是要求工商业者将自己的财产上报，然后政府通过核算其财产，向其征收个人所得税。在汉武帝时期的政策里，大商人每4000钱财产作为“一算”，征收赋税，普通小商人和手工业者，以2000钱作为“一算”，征收赋税，甚至各地的车马、船舶，也都要被看做财产，征收个人所得税。从政策上可以看到，越穷的，交得越少，越富的，交得越多，收税的主要对象，就是自文景之治以来西汉王朝的“新富阶层”——商人阶层。
桑弘羊当然也知道，指望着这些富豪们心忧国家，主动支援国家建设，这基本属于痴人说梦，所以在算缗之外，桑弘羊还很“体贴”地为他们安排了附加政策——告缗。
所谓告缗，说白了就是鼓励检举揭发，凡是有商人隐瞒财产的，逃避个人所得税的，只要有人检举揭发，一经查实，不但犯法者要被没收财产，处以重罪，告密者还可以得到被告发者一半的财产。也就是说，在汉武帝时代，哪怕你是个穷光蛋，只要检举揭发告准了，一夜暴富绝不是天方夜谭。
有这样的好政策，自然是不告白不告，外加许多人本身就有“仇富”心理，当然是闻风而动，一时间全国上下告状成风。对于遭揭发者，汉朝政府的态度也只有一个——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无风不起浪，有人告你，就说明你肯定有问题，有问题就要拿钱，不拿钱，把你榨干了也要搞到钱。结果许多富可敌国的商人，就这样被“榨干”了。
而在“告缗”“算缗”政策中，桑弘羊还有一条不动声色的政策：严禁圈占土地。也就是说，对工商业者来说，土地是非法财产，手里有土地的，也就两条路，要么被政府没收，要么你自己识相，低价处理掉卖给农民。如此一来，自汉景帝时代开始的土地兼并之风开始缓解下来，土地矛盾有所缓和，大批无地农民得以安居。在当时汉帝国四面出击的情况下，此举无疑为汉武帝起到了稳定内部的作用。
随着“算缗”“告缗”的全面推行，西汉帝国自文景时代开始形成的豪强阶层遭到了沉重打击，没钱赚不说，财产更遭到政府盘剥，每天吃饭睡觉都要提心吊胆，生怕一不留神就被人告发了。那年头做商人的，都低调的不能再低调，哪怕生意做得再好，却是打死也不能让人知道他家有钱。与之对应的，是汉帝国随后积累的巨大的财富，比如后来汉武帝北游漠北，陈兵18万在边境挑衅匈奴，吓得匈奴不敢应战，外加求神求道，开通西域，千里远征大宛，打通丝绸之路，这一切，都来自于诸项经济改革的财政支持。
而汉武帝在位时期最后一项重大的财政改革，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均输。
所谓均输，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陌生，后来的历代封建王朝也都搞过这个政策，比如宋朝著名的王安石变法里，这也是重要一项。均输政策，开始于公元前115年，当时只是在长安地区进行试点，直到公元前110年，桑弘羊成为大汉帝国财政部长(大司农)之后，才真正开始全国推行。均输针对的，是不同地区物价不均衡，商人投机倒把谋取暴利的问题，政府在各地设立“均输官”，命令农民把原本用来作为买卖的货物，充做货物上交，用以调剂各地需要的不同物品。均输的另一个附加政策是“平准”，即在中央设立“平准”机构，把各地交换的物品进行买卖，用来平抑物价。这项政策的实施，终结了自文景时代以来，富豪商人对于重要货物的“定价权”，平抑了物价，老百姓的负担也因此得到减轻。
汉武帝时代的经济改革，在当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汉书》上记录：“仓储之积，战士以俸，饥者以赈，”更称赞说“民不益赋而国用饶足”。也就是说，汉武帝时代的经济改革，着眼于在不增加普通老百姓赋税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增加国家收入，并建立中央对国民经济的绝对控制权。从结果看，他做到了。
四
但是完成经济改革的汉武帝，晚年却不得不面临一个残破的局面：国家天灾频繁，起义四起，天下户口减半，赋税锐减。对匈奴的战争，也出现了李广利战败投敌的耻辱局面，为什么?
原因自然很多，有人把原因归结到打匈奴方面，但必须看到，汉朝经济局面的真正恶化，是发生在与匈奴战争的“间歇期”，即公元前119年漠北之战结束后的时期，所以对匈奴的战争，不能成为汉武帝后期统治失策的“替罪羊”。之后汉朝虽然多次用兵，国家没有得到休养生息，但战争的规模和花费，根本无法与公元前119年的历次大规模战斗相比。从公元前119年漠北之战重创匈奴，到公元前100年李广利再战匈奴，这之间的19年间，是匈奴暂时远退漠北，无力南下的19年，汉朝对外战争的主战场——抗匈战场，已经是暂时的和平。这本应成为汉朝休养生息的一个机会，但是这19年里，汉朝没有一年是消停的，通西域自不用说，又打又拉，每次兴师动众花费巨大，远征大宛损失兵马六分之五，南平南越、东越、西南蛮夷的战争也旷日持久，而汉武帝本人也开始追求长生之术，大兴土木，里里外外没有一样是省钱的。经济改革的高潮期也正是这个阶段，每年靠着“民不加赋国绕足”，暂时支撑了汉帝国的财政。但是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一个人的身体健康是一样的，需要劳逸结合。所谓的经济改革，政策调整，好比是频繁运动的间隙不断进补药，甚至是兴奋剂。熟悉医学的朋友都明白，一个只靠补药和兴奋剂支撑，从来不休息的人，健康是注定要垮掉的。19年里从来没有休息过的汉帝国，也注定是要出乱子的，汉武帝最大的失策，就是他错失了最好的19年休养生息的机会，换来的结果是当对匈奴战争风云再起的时候，汉王朝的国民经济不但被拖到了崩溃的边缘，内部矛盾更加丛生，连他的长子——太子刘据，也在宫廷的变乱中死在他自己手中。
而在汉武帝为了挽救财政，强化统治进行的诸多改革中，有一项改革却不是补药，而是兴奋剂。虽然暂时进补，对帝国的危害却是双刃剑——盐铁官营。盐铁官营的初衷，是为了由国家掌握这个重大暴利行业，但到了后期，随着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盲目提高铁器价格，其实成了对普通老百姓的盘剥，更要命的是垄断行业没竞争，铁器质量大大下降，不但民间的铁器用具质量下降，甚至连部队用的武器质量也在下降。而对整个西汉帝国命运影响最深的是之后的朝局中，掌握盐铁控制权者，即掌握了国家政治的控制权，西汉帝国的最后时期，盐铁控制权的掌握者，恰是西汉帝国的掘墓人——王莽。这恐怕是一心建立大一统帝国的汉武帝刘彻，九泉之下做梦也想不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