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这才是汉文帝刘恒在位时期的最大贡献：自他开始，改变了中国自夏商周以来松散的国家体制，开始着手建立一个大一统，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汉武帝后来的“大一统”，其实更多是拜汉文帝栽的树。
要做到这个自然不容易，历史上但凡是权力之争，无不血流成河，尔虞我诈。汉文帝的手法却很温和，先忍，再忍，最后还是忍，在忍耐里巧施暗手，一步一个脚印，最终建立自己的绝对权威。
比如在刘恒入京即位的早期，看似很“知趣”，对人很谦和，但在他入宫的第一天，即命令他的亲信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二军，另一亲信张武为郎中令，负责巡查宫中，皇宫大内的兵权，以及西汉最精锐南北二军的控制权，就这样被汉文帝不动声色地抓到手了。在诸吕服诛后，刘恒又大赦天下，值得一提的是，刘恒赦免了刘章的妻子吕氏(吕家的长孙女)，此举虽然遭到了功臣们的非议，却也安抚了登基未成的齐王一脉，得到了宗室的支持。
而对位高权重的两大势力，宗室与功臣，刘恒的另一手段是“拆分”。刘恒登位之前，依西汉王朝旧例：拥有封地的诸侯以及贵戚们大多居住在长安，而他们的日常开支，则是由其封地提供，如此一来开支巨大不说，长安更成了功臣宗室们相互串通的场所。所以刘恒登基后的第二年十月，即发布诏令，以节省开支为由，命令所有驻长安的列侯贵戚全部返回封地，不得在长安停留。这样做的意义，不止在于减少了国家开支，更重要的是，如陈平、周勃等功臣宿将们，也因此羽翼大削，其亲信大多被调离身边，原本盘根错节的势力，渐成了孤家寡人。正因如此，刘恒这个皇帝，才从此开始“硬气”了起来。
而相比于上述这些看似冠冕堂皇的政策，真正对汉文帝一生执政有着重要意义的，却是一个小人物和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奏疏——公元前174年，28岁的贾谊上《治安策》。
贾谊这个人，在后世很有名，但在当时只是个小人物。而他的《治安策》，在当时也并未被看做很重要的奏疏，可就是这封奏疏，指向了汉文帝所伤脑筋的大问题：诸侯尾大不掉的问题。这封奏疏很长，核心内容是：同姓的诸侯王和异姓的诸侯王一样不可靠，而且是有实力的必然会想到造反，实力越强造反越快。兴兵讨伐是下策，那样会造成战争，破坏生产和国家稳定。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诸侯的封地尽可能地拆分，分封给他们的子孙们，削弱他们的势力，如此日久天长，才能彻底解除诸侯国的威胁。
贾谊的奏疏得到了汉文帝的赞赏，但这毕竟是一个非常长远的方略，一下子推行是不现实的。在汉文帝在位期间，他少部分地推行了其中一项，却是极其重要的一项。
即在公元前164年，趁齐王过世的机会，将西汉诸侯王中势力最强大的齐国辖下的70多座城池，一口气拆分成了7块，分封给齐王诸皇子。这个行动看似平常，但10年以后，他的儿子汉景帝刘启一定会感激老爹的英明举动：10年后的七国之乱里，正是由于实力最大的齐国早被拆分，才降低了汉帝国的平叛难度，汉朝的政府军也是通过先平定齐地的方式，最终将叛军一网打尽。
汉文帝的这些政策，虽然说不动声色，可还是引起了反弹，比较著名的就是他在位时期济北王刘兴的叛乱，首开同姓诸侯王反抗中央政府的先例。之后曾与他争夺皇位的淮南王刘长也举兵造反。两次叛乱先后被镇压。而刘恒也采取了看似宽容的决策：刘长3个儿子非但没有获罪，反而承袭了父亲的爵位，偌大的淮南国被一分为三，刘长本人也未获死刑，只是被发配到蜀中地区。
虽然小有反弹，但汉文帝的苦心没有白费，他在位时期，诸侯膨胀的势力得到了遏制，功臣勋贵们的地位也遭到了削弱。他渐渐地树立起自己的威信，掌握了汉帝国的真正权力。
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对比是：作为诛吕功臣的周勃，在汉文帝早期即位时位高权重，甚至汉文帝即位之前，还专门派使者到京城拜见周勃。可汉文帝登基为帝后，周勃身为丞相，经过汉文帝迁移列侯，掌控军权等政策，其势力大为削弱。后期汉文帝向他问话，偶有答对不当之处，他甚至“汗流浃背”。这时期的汉文帝，才是真正意义的皇帝。
三
有关汉文帝在位时期的种种政绩，史家的赞誉笔不绝书。比如他继续休养生息政策，倡导节俭，多次削减赋税，发展生产。对地方诸侯势力进行遏制，强化中央集权，恩养功臣勋贵，收拢国家权力。同时修订律法，减少苛刻条文，尤其是废除了从西周开始的“肉刑”，使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走向了文明化。他治下的西汉王朝，生产得到恢复，国库得到充实，中央威权得到加强，百姓安居乐业。犯罪率方面，最少的时候，全国每年断案只有40起，是中国封建历史上著名的“和谐社会”。然而相比之下，他对于整个西汉王朝影响最大的政策，却是两个：一是废除用传制度，二是军事改革。
先说用传制度，这是西汉自汉高祖开始制定的一项重要国策，规定边关要塞以及军事重镇，都要设立关卡，出入关卡需要政府颁发的“传”，即批条，否则不能私自出入。公元前168年，汉文帝正式下诏废除了这一政策，从此，西汉官民百姓的人口流动日益频繁，商品货物流通日渐繁荣。对于农业日渐复苏的汉帝国来说，用传制度的废除，促进了不同地区之间的交流融合，更是国民经济腾飞的催化剂。西汉帝国统一局面的巩固，以及文景之治的经济繁荣，皆与此密切相关。
而另一个史家注意不多的，就是汉文帝时期汉帝国军事的改革。按照一般封建王朝的发展规律，王朝建国初期，是国家军队战斗力最强大的时期，之后和平年代里成长起来的军人，在战斗力上都会比前代日益退化，而西汉王朝的军队恰恰相反。若论军队战斗力，即使是早期刘邦时代的汉军，也难与项羽的楚军相比。汉军战斗力的真正腾飞，正是从汉文帝时代开始。汉文帝时期，是匈奴骚扰西汉边境加剧的时期，汉文帝曾两次组织重兵抗击匈奴，却在匈奴骑兵高速运动的作战方式面前无可奈何。痛定思痛，汉文帝刘恒决心改革军事，发展一支足够与匈奴争锋的铁骑。他一面采取“入栗拜爵”的制度，即只要向边地输送军粮，就可以给予爵位赏赐，为国家的边境防御储备军粮。另外也是从他开始，汉朝对匈奴部落进行招抚，购买大量马匹，并招募匈奴人从军为汉朝效力。从此，西汉开始拥有了自己的骑兵部队，李广等后来威震汉匈战争的名将，也正是在这时期开始崭露头角。如上种种，皆是后来汉武帝发动对匈奴反击战的先声。
但与汉文帝的人生际遇一样，这时期的西汉王朝，依然处在一个“忍耐”的时期。经过汉高祖和吕后时期的休养生息，西汉王朝的综合国力虽然有所增强，却仅仅只是恢复而已。同时西汉政治经济的发展，也遭遇了瓶颈：国内诸侯势力尾大不掉，中央集权遭到制约，农业虽然日益恢复，但人口增加后，土地矛盾也日益激化。这正是汉文帝施政的重要之处，政治方面，通过对勋贵的恩养，对诸侯的削弱，强化了中央的威权;农业方面，通过减免税赋，开放山泽禁区等政策，提高农民种田积极性，缓和土地矛盾。经济起飞的西汉王朝，在政治上还处于隐忍阶段，对匈奴，继续接受屈辱的和亲条款，用送女人和钱粮的方式来维持和平。对西南，继续承认南越诸国的割据状态。汉文帝治下的时代，其实是一个正在“厚积”的中国，它的“薄发”，是汉武帝登基后的事了。
“厚积”时代的薄姬，最终坐上了太后的宝座，但发迹了的她却并未“得志猖狂”。生活方面，贵为太后的她带头节俭，她的日用开支，比吕雉做太后时期竟然缩减了三分之二。对于当年曾经刻薄对待过她的宫人嫔妃们，她不念旧恶，尤其是对那些刘邦时代欺辱过她的宠妃，那些人此时大多生活困顿，老来无依，她反而厚赠钱帛接济恩养。对于帮助过她的吕后，她也格外厚道，曾有大臣建议把吕后开棺鞭尸，并且把刘邦皇陵里“正房皇后”的位置让给薄太后，这些全被她拒绝。史家津津乐道最多的，是汉文帝与薄太后之间的母子情深。汉文帝对母亲薄太后，可谓极尽孝道，薄太后有次病重，时间长达3年，汉文帝每天都亲自在床边侍奉，亲手喂水喂药。此种情景，不要说帝王家，就是“久病床前无孝子”的民间，也格外难得。但如此孝顺的儿子，却最终走在了母亲前面。公元前157年，56岁的汉文帝刘恒过世，他留下的大汉帝国，已经是一个军力日益强大，中央集权日益加强，经济蒸蒸日上，百姓安居乐业的大汉帝国，而他唯一放心不下的，依然是自己的母亲。他临终的遗言有二，一是要妻子窦氏替他为母亲尽孝;二是要求把自己的陵墓以“顶妻背母”的方式安葬，以示对母亲孝顺的歉疚之情。有子孝顺如此，对于“忍”了一辈子的薄太后来说，或许只应了一句话：好人有好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