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统一初期，司马炎曾经大规模裁军，削减军费开支，但是对于军队问题，他丝毫不敢放松，而且曹魏灭亡的教训，也让司马炎刻骨铭心。在司马炎眼里，曹魏政权的终结，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曹魏疏远自己的亲族，导致发生动乱后，国家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维护皇室的地位。自以为找到历史教训的司马炎，作出了矫枉过正的决定：大肆册封宗室为王，并且给予宗室掌握军队的权力。这样做的直接结果，就是把刚刚统一的中国又拆分得四分五裂，西晋的“中央集权”也被大大削弱。仅仅是公元265年这一年，司马炎就册封了27个诸侯王，之后断断续续分封，这些诸侯王们以郡为国，大的诸侯王，有兵马5000人，小的诸侯王有兵马3000人。诸侯王在自己的领地里，有收取租税和掌握军队的权力。从表面看，司马炎此举防范了诸侯作乱的可能，他册封的诸侯王，军队人数最多的也就5000人，单独的一个诸侯王，论实力根本无法同中央政府抗衡。但是这时候的诸侯王，他们的政治地位大大提高了，可以在自己的领地里收取租税，虽然不掌管领地的民事，却拥有自选国中官属的权力。在中国日益走向封建大一统的趋势下，这样的分封显然是历史的倒退，注定要受到历史的惩罚。
仅仅册封诸侯王，在当时的西晋政权里，是不会产生太大风浪的，就算诸侯王们有反叛之心，他们的兵马也无法和朝廷抗衡。司马炎企图通过分散诸侯王力量的方式，既达到让诸侯拱卫中央的目的，又让诸侯们不至于成为中央的威胁。他册封的诸侯国多，力量特别分散，但是我们仔细看下的话，就能发现其中的问题了。这些诸侯王们，虽然单个掌握的军队少，但总数却已经占了西晋军队数量的一半左右，也就是说，国家军队中的近一半，已经被司马炎给拆零散了。这样做的严重后果，就是一旦国家真的发生变乱，这些分散在各个诸侯国里的军队，很难在关键时刻迅速集结起来，更不要说拱卫皇室了。事实上，在导致西晋灭亡的五胡十六国大乱中，这样的情景，不止一次在出现。
司马炎在册封了诸多诸侯王的同时，虽然注意到防止诸侯势力尾大不掉，但是他又不断给这些诸侯王更多的政治特权。比如他任用诸侯王出任掌握国家军政大权的各类官职，几个比较大的诸侯王里，赵王司马伦曾经担任过关中都督，汝阴王司马俊曾经担任过豫州都督。这样一来，对于那些本身就位高权重的诸侯王来说，可谓如虎添翼，他们既做享受特权的王爷，又做执掌国家军政大权的朝廷命官，集巨大的权力和崇高的地位于一身，西晋时代的“中央集权”，很大程度上都被他们分掉了。
在司马炎的分封政策里，各个诸侯王有权力挑选自己王国的官属，那些能够获得都督要职的诸侯王们，甚至有权力组建只对自己负责的幕僚。无论是幕僚还是属官，他们大多数都来自于一个阶层：寒门。在当时西晋“九品中正制”的制度以及优礼世家大族的政策下，一个人如果没有良好的出身，是很难在政府里一展宏图的。那些胸怀大志的民间草根们，也就只好再次寻找晋升之路，而为诸侯王们做幕僚和属官，就成为了另一条新出路。长期以来，这些寒门子弟都受到世家大族的压制，自然对世家大族深恶痛绝，所以他们一旦得到诸侯王的信任，成为其身边的重要人物，就会利用一切机会，对世家大族进行反攻倒算，而反攻世家大族的最好手段，就是趁着天下大乱的时候，最大限度地削弱他们。如此一来，在唯恐天下不乱的问题上，这些诸侯王身边的寒门随从幕僚们，比诸侯王本人还积极，在之后西晋的历次变乱中，都有他们推波助澜。在这样的局面下，西晋的变乱，也就越发不可避免。
西晋王朝的政权，在晋武帝在位的时候是非常稳固的，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晋武帝苦心营造的这个制度体系，短期之内确实能够实现一种高层权力的平衡。在国家权力分配和利益分配上，这个体系几乎兼顾了所有上层统治阶级的利益，即司马炎用高官厚禄，抬高世家大族的地位，然后再用册封诸侯的方式，将国家政权牢牢地把持住。但是，这个体系的平衡，需要一个重要的条件：国家的皇帝，必须具备一定的能力，否则，他是压不住这个权力的天平的。
对司马炎来说，做到这点显然是很容易的。他本身就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人物，擅长玩弄权术，曹魏政权都被他玩死了，在这个权力体系中维持平衡，当然不在话下。可不是每个皇帝都有他这样的能力，比如被他立为太子的儿子司马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