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希腊思想乃是工商业城邦文化的产物，中国文化的渊源，虽然并非和工商无关，但在本质上是“史官文化”。
这是一个生前名字不太被中国人所知，死后依然不太被中国人所知，但却思想极为深刻的当代中国人的思想结论。
他叫顾准。
“士”也罢，“文人”也罢，往往都是“科盲”。不要说化学物理了，十之七八，连对诸业生产的起码常识都是一窍不通的。所以老百姓讽他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而他们自己洋洋得意地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理工科的书，他们是不读的。因为皇上不考他们那些。
能否中状元、中举人，惟看诗写得好不好，文章是不是辞藻锦绣。
凭一篇好诗，一篇好文章，一旦中了状元或举人，将来可能就做宰相，做“中书”，相当于西方的总理或部长。甚至可能入赘皇室，一步登天，做了皇上的乘龙快婿。
比如陈世美。
中举是古代中国“士”和“文人”们的至高理想。
而在西方，单凭诗写得好，能获得的最大荣誉不过是由宫廷封的“桂冠诗人”罢了。单凭文章写得好，不过会有幸接到一份请柬，参加宫廷宴会罢了。比如普希金。
当然，中国古代也不是没有科技发明。有是有的，比如“四大发明”，但都是能工巧匠的贡献，非是知识分子的成就。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也当然是有科学家的，但他们的科学成果，要么被收入皇家书库，束之高阁，要么成了皇宫里的摆设，很难推广于民间，转化为生产力。更很难给他们自己和给国家带来什么“经济效益”。爱迪生若是中国人，就根本不可能一辈子有一千多项发明了。
科举制使中国知识分子传统心理上重文轻理轻商轻百业。又由于他们的传统志向是“服官政”，所以中国历代君王的治国思想，也不同程度地受他们的种种“高见”的影响，不能向发展科学繁荣商业的“立体国策”方面去拓展。当然，科学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前提是国家大局的安定。中国是一个内战不息的国家，农业生产倘还能进行着，君王们也就很是高枕无忧了。
《商君书?农战》中有言曰：“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
意谓国家若要强盛，重视农业，军备充足，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这一种典型的以农养国的国策，甚至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时期，都能看到其深远的历史影响。
“深挖洞，广积粮”，如出一辙。
对商又是什么态度呢？
《史记?货殖列传》中的一句谚语是这么说的：“千金之子，不死于市。”
意谓贵族子弟，就是连死，也不能死在商街的。
《史记?货殖列传》中还说：“因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依市门。”
依市门当然是指女子依门卖笑，暗娼行径也。这是商的负面。对商的嘲，可见一斑。
按照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一个对爱情和婚姻有追求的女人，那是绝不会嫁给商人的。
所以中国还有句话是：“好女不作商贾之妾。”
说得再明白不过——你是一个好女子么？那么连给商人做小老婆或外室，你都应该感到羞耻。其羞其耻，不在于为“妾”不为“妾”，而在于为什么人的“妾”。为商贾之妾，当然是抱恨终身的了。
联想到今天中国女性们的以“傍大款”为时髦，为时尚，为荣为乐，令人对女性的终于挣脱传统文化之束缚，倒真有些不知该怎么评说才是了。
我记不清是否《红楼梦》中有这样的一个情节了：某丫环犯了过失，或其实并没真的犯什么过失，只不过无端遭主子嫌弃，将被卖出府去给人做“小”，而她预先得知，对方是商人，于是含恨自尽了……
但中国的“士”和“文人”们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无论对于社会对于时代还是对于女人们而言，毕竟是很“软”的一手。往往只不过是自说自话罢了，哪里抵得过商靠了金钱和财富对社会对时代对女人们施加的巨大号召力呢？所以就实际情况看，中国的普遍的女性们，和西方诸国的女性们并没什么两样，权势和财富，从来都是她们所喜欢依傍的。“郎才女貌”这句古话，几乎总是意味着“郎财女貌”或“郎权女貌”。而普遍的老百姓们，也是都不太将“士”和“文人”们的絮叨当成回事儿。只要一有机会，无不向商亲拢。
商的的确确具有难以匹比的贯力。有时候这种贯力又的的确确是相当令人憎恨的。
我们翻开历史细看一下便会知道——当年南京遭劫之前，上海已然沦陷。日军正从淞沪方向逼近过来，一路烧杀奸掠，而危城南京里，某些商人依然在洽谈最后一笔生意，店铺的幌子依然招展，妓女们依然拉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