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们世人而言,那句真理般的隽语也许大错特错了。它说人的“自我”和外界影响的关系是“我思故我在”，而实际情况却是“我欲故我在”。
商业时代恰恰是通过人性这一先天弱点,将我们世人中的一部分异化为特价商品的。在商业时代,人的这一异化,是比金鱼的种的演变简单得多的事。一条金鱼起码要进行两代杂交才能变种，而一个人经由一件具体之事的成败,就足以彻底改变其活法和对人生的态度。
我的妻子虽然并没有帮我直接找到反驳那位女士的逻辑突破口,但她以我的儿子为例的思想方式,毕竟动摇了那位女士振振有词的逻辑体系,帮我发现了对方的极“现代”的观念之中,缺少极重要的伦理原则——人作为人应该具有的羞耻心。
而世人需要伦理的原则,好比自然界需要环境保护的措施一样。
普遍的世人的自尊觉悟,是很难赞同男人或女人积极地靠自己的肉体去满足对金钱的占有欲望的“实践”的。哪怕那“实践”成功率再高,获得金钱轻而易举,具有海狮顶球般的精彩性。
因为人类一旦完全抛弃了伦理原则和起码的自尊觉悟,人类的行为现象也就下降到和动物相差不多的地步了。
羞耻心乃是这样一种事物——呵护之便有，弃拒之便无。在商业时代,它的丧失,比小小的酒精火焰蒸发掉一瓶水容易得多,而且无痛苦,不留痕迹。
原来人类那最隐秘的隐私是——丧失掉我们本能的羞耻心这一种企图由来已久。它蛰伏在我们古老的意识里,始终打算在寻找到最“正当的理由”以后进行最彻底的伦理原则方面的反叛。我们的一部分同类,一向在伺机发动对我们自身意识的“最后一役”，而缺少的又只不过是“正当的理由”。在这一种理由没被寻找到以前,我们的一部分同类百千年来“孜孜不倦”地创造着它。比如那一位以自身为股的女士,以及她那一套听来振振有词的逻辑。
我们的一部分同类,似乎相信只有彻底弃拒了羞耻心,人类就能更现代、更进步、更文明，而我们的另一部分同类,却由衷地呵护着自己羞耻心的存在。认为只有与之共存,才能更现代、更进步、更文明。人类的伦理原则,夹在这两种相互对峙,分歧越来越巨大的意识营垒之间,日渐显出依从两难的尴尬性和危机性。
分明的,我感觉到了它的根基已然动摇。如地震前大地平衡的抖颤。
在今天,在中国,我声言我的意识倾向依从于我们的后一类同胞，我也替那一位女士的成功感到高兴。但是我反对她的逻辑。然而,说心里话,我的反对并非那么的自信。因为我后来知道,在她的生日里,以及在那一位继承了外国老太婆遗产的男人的生日里,都曾有某些达官贵人和某些社会名流,前往祝贺,相与而欢，并以结识他们和她们为幸为荣。一百年后,不,五十年后,也不,二十年后就能见分晓了——届时的世相究竟支持哪一种社会意识的潮流,恐怕现在就断然地下结论太早。
但有一点我是比较自信的，那就是——人类文化的和艺术的成果,不像那位女士所轻蔑地谈论得那么没有价值。个人资产的积累以及家族资产的继承,倘不能兼顾于造福社会,那也只不过就是一件纯粹个人的事而已。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位破产了的亿万富豪跳楼身亡,在中国在外国,只不过仅仅造成新闻轰动效应,却很难引起社会的悲伤的缘故。
而如果有一天我们面临着这样的抉择——要么省下我们的一部分面包,捐出我们的一部分积蓄,要么我们将失去我们继承着、欣赏着,精神得以享受到过的一切艺术,不,何须一切,只需一类,或音乐,或美术,或文学——我想,从老者到儿童,不分国际的千千万万的地球人,都会甘愿地奉献出我们的一部分面包,以及慷慨解囊。股市上任何一种迅涨的股票,都不可能吸引比那更多的人。
于是我联想到了一件关于贝多芬的事——年老的贝多芬视力减退而且耳聋。有一天他行走在路上，心中突然乐律澎湃,便蹲下身去,用一颗小石子在地面上疾书五线谱。恰巧一队送丧的人群走来,贝多芬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而不自知。他们中有人认出了贝多芬,大声说：“他是那个整天为我们创造美乐的人啊!我们不要惊动他,让他写完。”于是送丧的人群,鸦雀无声地等了贝多芬半点多钟……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无论在过去,还是在现在,乃至于在将来,据我想：一队送丧的人群,一般情况下，是不会那么有耐心地等待一位富翁起身让路的，也不会那么有耐心地等待一位以自身为股发迹了的女人……
我又联想到了小时候看过的一本连环画《贵妇还乡》，可能是根据易卜生的戏剧改编的。往事久远,我记不太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