姿态放得很低，要求举得很高，做事的人他非常看得起，做成的事他总是不满意，这是鲁迅的一贯。他评论文学，尤其是评论绘画的文字，其实很有限，但我异常珍惜他随手撩拨、四两千斤的说法，非常江南，非常懂行，又刻薄，又厚道，又犀利，又很体贴。我不知道此后还有谁能像鲁迅那样书写文艺评论，而他谈起绘画，质朴清晰，如话家常——好比他一开始就找到自己的小说语言，鲁迅留下了迄今最漂亮的批评语言，清通，平实，高贵，富有见解，处处留有余地，不落半点批评腔。在我们一代，朱光潜、宗白华，是高不可及的美学权威，我曾拜读，不幸一个字也不记得了，可是关于朱光潜指说希腊雕刻与陶渊明的“静穆”，鲁迅在《“题未定”草》的某一段做了千把字的回应，我却读了不知多少遍，至今记得，因此而学会怎样审慎地判断，怎样看取艺术的各个面向。他给柔石《二月》写的小序，他赠予木刻展览的前言，他评述陶元庆的短文，他给小朋友的大量书信，充满散装的观点和智慧，是艺术家顶顶珍贵的良言。过去百年的文艺家，鲁迅是罕见的一个人，从来不相信系统，而通达历史，从来不轻用术语，却开口就咬住问题。他以一种伟大的业余感把握艺术，又像精通法术，却可爱地诚实地装糊涂的人。至少，我在鲁迅的言说中所能学到的，远远多于五四迄今所有著名文论家的教益。但凡有所疑惑，有所见，我从未希望听到美学家怎样想，更不试图从如今的史论家那里寻求解答。我总会想到鲁迅，并在他那些早已读过的散装的语言中，再次遇到启示。
所以，最后，我想说，鲁迅死后，直到今天，中国的绘画圈、美术家，再也没有，也不可能遇到一位像鲁迅那样热情的介入者、清醒的旁观者、精彩的议论者，并且居然是自己掏钱、四处吆喝的赞助者。就我所知，一个文人和一群画家的关系，和一段艺术史的关系，如鲁迅和木刻家那样的交谊，那样的美谈，此前的中国，没有过，此后的中国，也没有了。前面已经说及：十九世纪的法国，波德莱尔和印象派诸家、左拉与塞尚、马拉美与德加，有过珍贵的友谊；十九世纪的俄国，别林斯基、斯塔索夫，和艺术家也有过珍贵的关系，托尔斯泰与列宾，更是形同父兄；二十世纪上半，毕加索和阿波利奈尔的关系，和萨特的关系，和阿拉贡的关系，杜尚和超现实主义文学同仁的关系，也都是美谈。二战以后，消费主义文化逐渐成功地使一切艺术家就范于市场，文艺人之间的隔行交谊固然未曾绝迹，但以我在纽约的耳闻目击，那里的艺术家最纯洁的记忆止于六十年代中期。极简艺术家罗伯特·曼戈德1970年失望地离开纽约后，这样说道：“我不喜欢这儿弥漫的商业气息，情形变得分崩离析，艺术家都在彼此嫉妒。我只想忘掉艺术圈，对我而言，那是一个绝境。”而冷战时期的苏联和中国，还用说吗：无所不在的政治毒药，傲慢的文艺党官，构成无情而有效的权力网络，一步步瓦解并销毁了艺术家之间真挚美好的关系：初期，集体屈服、出卖、苟且，是文艺家的常态；一路扭曲到现在，则是集体性的犬儒主义，机会主义，彼此提防，彼此冷漠，彼此装，顶多，是彼此客客气气。
这时候，民国年间鲁迅和一群小家伙的关系，就成了新中国新艺术的唯一传奇。鲁迅太喜欢绘画了，他要是活转来，以他的热心肠，怎么跟大家来往呢？他那点学历，休想和在座诸位比——他拿得出一份像样的结业证书吗——我猜，他给贵研究院看门的资格都没有，凭什么结交我们这些共和国的学院教授、文艺学者，或是戴着博士头衔，身兼“副处级”、“副局级”甚至“副部级”的大艺术家？在今日的中国，鲁迅只能吞回他的呐喊，继续他的彷徨，和艺术没有关系。
今天是需要记得的日子：所有与会者的发言稿都被要求事先呈交当局审查，但我不肯从命。而鲁迅的话题早已很尴尬：他给利用了七十多年，利用够了，如今被撂在一边，却弄得是再来说他，不宜，不说，也不宜：继续纪念他，只怕言论不和谐，完全不提他，他又尺寸太大，堵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这次论坛别的不敢提，单只聊聊“鲁迅和艺术”，倒也是个不坏的招——以上就是我要说的话，请负责审查的小老爷们，仔细审查。
2010年11月18日初稿
2010年12月31日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