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有名的文人是周作人，文人中最有名的汉奸也是周作人。“汉奸”是政治裁判，政治裁判往往一根筋，简单、明确、不会操心事主的小委屈。政治裁定应该和文化理解分开，桥归桥，路归路。汉奸不以文人讳其奸，文人不以汉奸掩其文。中国民间洋溢着这种区隔的智慧，蔡京是权奸，但蔡京的手迹如果现身潘家园，一定卖出天价。
周作人不明白这个道理，1945年以后“汉奸”的心结一直解不开，器局越来越小，见识越来越差，最后二十二年虽然著译依旧等身，但全无锋芒，不再是原创性的作家。周作人是最好的文人，但他没有把文人做到最好。
文人和文化人不同，文人“尊史过于尊经”，智慧来自经验——自己的和别人的，没有道学气，看不上主流中文化人，周作人就特别厌恶韩愈：“我对于韩退之整个的觉得不喜欢，器识文章都无可取，他可以算是古今读书人的模型，而中国的事情有许多却就坏在这班读书人手里。他们只会做文章，谈道统，虚骄顽固，而又鄙陋势利，虽然不能成大奸雄闹大乱子，而营营扰扰最是害事。”不过文人要做到老辣，周作人还不行。老辣文人要不正不邪，亦正亦邪。周作人还是太正经。周家三兄弟，除了他都停妻再娶，周作人不仅和羽太信子白头到老，还长时间地负担周建人前妻和子女的生活费用。周作人自称心中有流氓鬼，但他那个流氓更像造反的绅士，做邪事而无邪气。文人没有邪气，遇事看不开放不下，到头来还是和文化人一样“营营扰扰”。
以上这些感想，都是读了耿传明《周作人的最后22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而生。到底是学者笔墨，比记者文章要高明很多，材料翔实饱满，对传主诗文疏证得当，作者自己的议论很少。
周作人最后死得太惨。寿多则辱，他如果早死五年，和羽太信子一同归去，就可以免受红卫兵的残害。其实“文革”以前，共产党对他一直不错。他每个月能领到两百元人民币，相当于厅长的工资。1960年至1964年每月由国家发放的预支稿费高达四百元，那是当时封疆大吏的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