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韩寒的博客，我去买了一本他新出的小说《一座城池》（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小说写得很烂，不如他的博客。
韩寒博客最好的部分就是那些粗口，他玩文字、玩谐音、押韵、对称……很有心得，能把那些粗口编排成流利的打油诗。他在小说中并没有一展所长，不像在博客里那么放肆，只是偶然有一些好的造句，比如“流传是比流产更可怕的事情”一类。
其他的小说元素，诸如故事、情节、人物，他的新书里也基本没有，要是有也糟糕到不值一提。《一座城池》走的是观念小说的路子，韩寒没读过多少书，脑子里未必有很多观念，于是观念小说蜕变成牢骚小说和骂街小说。作者想找茬打架的魂灵游荡在书里的每一页，到处寻找最刻薄的话，逮谁骂谁，见什么灭什么。作者犹如拖着一麻袋板砖上街，见到橱窗不管三七二十一，砸了再说，砸的对错不论，那种谁都不吝的姿态还挺有种。
顺便说一说，韩寒骂街够勇猛，但不够爽快；他姿态很好汉，但他的书不够好玩。他受制于他的教养，词汇不够丰富，句型缺少变化。他会把“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错写成“剥夺政治权利终生”。还有些话不一定算错，读起来却很别扭，例如书里的人物不说“不一定”，而是说“不定的，不定的”；只在（饭店）包间吃饭，他写成“是不吃无包间之饭的”。这些枯涩的自创词语可以视为中学语文教育失败的证据。
然而，从长远看，我觉得韩寒应该有巨大的成长空间。根据《一座城池》，以我的阅读经验，我猜测作者至今为止还没有谈过一次轰轰烈烈刻骨铭心的恋爱。他的书里写到若干女性，不过看得出他对女性世界非常陌生。你再看他在博客里对徐静蕾那种仰视景慕的态度，我想他生活中缺少一个真正的女人。谁要在韩寒面前充当老师他真的会急，脏话粗话会脱口而出，但他其实很需要一位或几位成熟的女人教会他生活。只有享受了大号爱情以后，男人的生活才算真正开始。如果那个时候韩寒还在写小说，他的故事会大不一样。他现在的故事，和任何人的生活——包括他自己的生活无关。
二十四岁的韩寒的新小说特别一般，卖得却一点都不差。书商号称给他开出一张200万的支票，首印50万册。这大概是中国书市，甚至是全世界书市的通例，或者叫通病：因为写得糟，所以卖得好。他在中学生市场本来就有很旺的人气，很多人慕名而来。而他的那些铁杆书迷应该和他一样，正在经历内心骚动找不到出口的青春苦闷期，读他莫名其妙的书可以获得同气相求的呼应。
假设这本书是他的对头的作品，又不留神撞进他的书里成了他议论的靶子，我估计韩寒会用一种不屑的口气说：写得那么差，怪不得卖得这么好，供应纸张印书的造纸厂能够发一笔小财啦，现在市面上比那些纸走得更快的只有草纸。
如果韩寒才十八九岁，刚写下一部流行小说，无论那本书有多少毛病都不必苛责。但他已经二十四岁了，还在得意自己的字卖得贵，那么有心的读者就应该知道，有人同样二十四岁，书比他写得好，卖得更好。
日本作家村上龙，二十四岁那年发表他的处女作《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张唯诚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这部小说创造了一个月大卖100万册的记录，而且它的销售长盛不衰，三十年卖了350万册。
把村上龙的书和韩寒的书比较着读，你明显感到这两位文学青年的差距比中日两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差距还要大。村上龙一点都不卖弄小聪明，他诚实地记录了他噩梦般的残酷青春，记录腐烂的生活和溃烂的感觉。他同样诚实地记录了他的青春理想，这些理想并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一幅接一幅宏大壮丽的电影画面。“那电影一定像面巨大的镜子，所有看它的人都会映在这大镜子似的电影中。”二十四岁的村上龙是日本愤青，宁愿坚守腐烂的生活也不和现实妥协。他的理想虽然虚幻，但充满雷霆般的力量，仍然不向主流低头：“这不是一部片尾女人走在林荫道上、勃拉姆斯的音乐悠然响起的电影。”
韩寒在博客里和人吵架，十分蔑视所谓的“文坛”。其实对大多数老百姓来说，韩寒才是文坛。他们花费一点碎银两买到的文坛消息就是韩寒的小说。问题是现在的文坛，不管姓什么，比老百姓的无聊生活还要无聊。对文学有所期待的读者，真的希望二十四岁的韩寒出息成二十四岁的村上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