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1亚洲部分国家/地区历史上高增长阶段
国家/地区高速增
长前期年GDP
增长率（%）高速增
长中期年GDP
增长率（%）高速增
长后期年GDP
增长率（%）
中国1952～19786.151978～20079.75
日本1955～19739.221973～20002.81
新加坡1960～19655.741965～19849.861984～20007.18
韩国1953～19623.841962～19919.481991～20005.76
中国香港1966～19682.611968～19888.691988～20004.14
中国台湾1951～19627.921962～19879.481987～20006.59
第二节当前中国经济存在哪些隐忧
受到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2007年以来，我国经济面临诸多发展不利因素――贸易顺差过大、信贷投放过多、投资增长过快，全面通胀乃至恶性通胀的风险日益加大，面临“对外升值”与“对内贬值”的双重压力等。
1.贸易顺差过大
由于成本较低，我国的制造业始终在国际竞争中保持一定优势。由于先前国内政策的导向有利于企业出口，造成了我国贸易顺差不断加大。2006年以来，国家虽然采取了降低部分出口商品退税率，限制高能耗、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等措施来调控出口，然而，外贸出口增势不但没有减退，反而更加迅猛，贸易不平衡的问题愈加凸显。
2.全面通胀乃至恶性通胀的风险日益加大
近年来，处于行业上游的资源价格不断攀升，石油、煤炭、钢铁等能源的价格也始终居高不下，这直接导致了制造业生产成本的升高。而随着投资过热，消费者非财产性收入逐渐增加，这种预期外的收入促使消费者的消费从谨慎过渡到盲目，非理性的消费导致货币的流动性过快。以上情况致使PPI与CPI连续升高，我国进入了全面通胀时期。
3.“对外升值”与“对内贬值”的双重压力
随着美国经济的停滞，美元开始不断贬值，由此导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不断创出新高。然而，我国经济发展严重依赖于投资，这样就导致我国丰厚的外汇储备不断缩水，由此产生了“对外升值”与“对内贬值”的双向效应。
改革开放以来，对于经济面临的问题，我国政府曾采取五次紧缩型宏观调控政策，如表1.2所示。
表1.2改革开放以来五次紧缩型宏观调控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
年份1979~1981年1985~1986年1989~1990年1993年下半
年~1996年2003年下半
年~2004年
（续）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
调控
背景
针对1978年的经济过热针对1984年经济增长15.2%的经济过热针对1987～1988年的经济过热针对1992～1993年上半年的经济过热
前四次宏观调控：针对的都是经济波动中超过11%的“大起”高峰，经济全面过热或总量过热，以及严重的通货膨胀。而每次都是到难以为继时，不得不进行被动调整
及时调控过热的部分行业，是见势快、动手早、防患于未然的主动调整
调控
方式和
手段最初作出调整国民经济决定的一两年内，在实施上存在着犹豫不决、贯彻不力的问题，随后才进行坚决的大规模调整。主要采用的是行政手段在实施上雷厉风行，开始注重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动手早、渐进式的调控，一开始就注重采用经济和法律手段，辅以必要的行政手段
调控
结果在经过两年调整之后，1981年对国民经济进行进一步大调整在各种压力下，宏观调控没有到位，潜伏着进一步引发新的过热的可能性1989年提出用三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任务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到1996年成功实现“软着陆”，为抵御随后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经济形势的判断和怎样进行宏观调控上，经济界展开了激烈争论，此次调控也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