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等的责任，特别是解除了对那些伴随着激烈情绪的行动的责任。承担责任会使我们感到局促不安，减轻责任是我们赞成这个理论体系的一个诱因。
在弗洛伊德理论体系中，只要把自我的活动描绘为一种阴谋诡计或者说是密谋策划的行为，这些模式就可以说是依赖于一种因果关系联结，这样一来，这些简单的模式就很受欢迎。这种简单性也具有误导性，因为把重点放在因果关系上就会使整个系统变得复杂成为必要。作为例子，我们可以思考一下，童年时代的创伤和成年时期的心理失常之间，在这两个相关事件中存在着时间间隔。这个时间间隔是如何被处理的呢？在这里，时间间隔是看待这两个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主要障碍之一。为了增加因果关系链的善辩力，有必要拿来无意识（在无意识中，创伤留待备用，必要时作解释之用）、自我（自我声称它存在于无意识）和其他心理装备理论。为了解释为什么并不是所有童年时代受到创伤而成年后却没经受同样的心理失常，就必须启用整个防御机制。在这个因果链中，任何明显的简化性都具有欺骗性。
虽然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批评越来越多，但是，由于它具有长期的治疗疾病的历史，所以治疗疾病的很多证据继续存留着。这段历史表明，弗洛伊德理论不是完全缺乏功效方面的证据。弗兰克·考费（Frank Cioffi，1998）强调说，治疗价值的问题不应当同人类本质的理论描述问题相混淆，这种观点是非常正确的。这些问题是截然不同的。人类的本质有时可能对心理分析产生良好的影响，但是，良好的影响不能构成理论真实性的证据。在特定的条件下，反应良好仅仅是效用的证据。尽管如此，它的有用性到底是什么，其原因尚需要进一步探究。
其中，第一种可能性是，心理分析关系对作为与宗教信条相同的各种原则同样起作用。这两种思想机构的共同特征是：它们的运作都会减轻行动的责任，心理分析是使行为方式处于强制性的机械论观点，宗教信条是利用对牧师神圣的饶恕许可的信仰。如果心理分析能引导病人接受这个机械的理论体系（可以看出，对待心理“解析”必须持十分慎重的态度），那么就能引导他们看到他们过去的固执任性是无法控制的，也就是说，这不是他们的责任 因此，也就不能成为拒绝他们在将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应当继续对完成自尊施加不利影响。
第二种可能性是，心理分析学家作出的逐步解析导致这样的现实局面：人被描述为邪恶力量的傀儡，所以，人对此作出挑战般的反应，继续证明人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而是能控制自我并作出选择。
第三种可能性是，下面将要谈到的、稍微有点复杂的情况。治疗经验使人获益良多：很多教养良好的人可能成长于某一生活环境，该环境会鼓励他们把自己看做是“好人”，从而把注意力从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谋杀和淫欲等这些可能的发展方向上转移开。由于对此说教不多，所以这些潜在的可能性与其说受到了压抑还不如说未被人认识到，因此，这些人习惯性地、毫不知情地自欺，总是认为自己是好人；而那些把自己当成好人的人不可避免地会感到自己活在一个糟糕的世界上，因为在他人身上满是潜在罪恶的证据，而那些人自己却尚未察觉。弗洛伊德理论展现在他们面前，让他们看到自己的邪恶潜质，这种不均衡重新得到调整。他们对自己的态度变得中立了，这种状况看起来为他们控制自己或作出选择提供了最好的杠杆。
第四种可能性是，弗洛伊德理论对原因机制的突出强调为那些在童年期对此缺乏足够认识的人提供了矫正物。姑且可以这么说，对那些起初受到的原因机制教育不充分的人，弗洛伊德的原因机制论为他们上了一堂补习课。即使是这样，原因机制也只对选定的一群人起作用，他们的反常状态是由于缺乏对行动结果的理解能力造成的。或者，一般来说，是由于对因果联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