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后期奎因作品的社会属性
奎因在累积了多年的创作经验后逐渐领悟到，小说本身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必然具有各自不同的丰富的社会属性。逻辑推理该被摆置在怎样的框架之下？奎因对于这个问题的挣扎早在193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但直到1942年，奎因才为小说真正构筑出一个成熟而尖锐的社会属性。奎因在这些作品中让我们认识到逻辑推理与社会属性之间的必然关联。后期的奎因案件，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成立起来的，案件的动机缘由成为小说故事生成的基础。在同时代的一般意义上的本格作品中，本格创作者更多讲究的是对案件本身的细节探索。不可否认这样的探索是具有本格历史性贡献的，就像卡尔的小说总是能够让我们领略到五彩斑斓的密室世界一样。但无论是案件诡计的细节，还是案件发展的微观逻辑，它们远没有探索社会逻辑意识形式这种侦探小说的创作手段来得更长远、更具有发展的空间。我们很快在一些二流作品中看到，本格作家的过分执念会让侦探小说变成科幻小说。奎因相对于克里斯蒂来说，社会活动比较频繁，所以在这方面的问题，奎因会相对考虑得比较深入、比较现实。
奎因在小说的各个方面试图着手描绘社会层面的素描。在《九尾怪猫》中，奎因巧妙地安排了一个很长的章节来描述一个当时纽约社会底层的普通白人家庭的起居生活，奎因赋予了小说更进一步的伦理内涵。可以说，其实在《九尾怪猫》中，奎因基本让每个人———死者也好，活者也罢———身上都被刻上了深深的社会烙印。就连埃勒里?奎因本身，也是如此。在中期的奎因作品中，如果说，埃勒里只是在情感方面被牵涉在案件之中的话，那么在后期的奎因作品中，埃勒里的人以及他的思想已经牢牢地被牵引在故事之内。这并不完全取决于埃勒里个人的觉悟，而是作者奎因把埃勒里同样摆在了这个社会背景之中，他必然要受到更深层次的牵连的。奎因明白案件不可能形而上学地被独立开来，它与政治、生活、甚至是人的性格是有重要关联的。这个空间相当地大，在奎因的晚年，从他对小说把握的方向可以看出来，他们一直致力于这样的挖掘。这个主题可以说，直到奎因的作者相继去世后，都没有被开发殆尽。而且很遗憾的是，目前的侦探小说家中，很少有作家沿着奎因向往的创作道路继续走下去。在日本，虽然涌现了社会派和本格派这两种不同风格的侦探小说，但同时信奉爱伦?坡和霍桑开创的文学创作神秘主义派系和奎因个人特色的社会属性浓烈的本格派案件的作家，几乎没有。
后期的奎因作品中也有涉及政治问题的创作。《玻璃村庄》的问世尖锐地表明了奎因在这部小说中的政治立场。本格派的触角又触及到了敏感的政治问题上。在《九尾怪猫》中，奎因就已经小露政治色彩的端倪。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美国的反共、排外运动，涉及美国政治、教育和文化等领域的各个层面。奎因只是一位侦探小说家，但在当时这种激烈的阶级矛盾碰撞下，奎因毅然决定以麦卡锡主义作为小说的素材，创作了《玻璃村庄》这样的反麦卡锡主义立场的侦探小说。一个伟大的政治革命也成为了奎因的创作源泉，奎因非常明确自身的文学创作与政治是紧密相连的。在《玻璃村庄》问世的前一年，1953年，是麦卡锡主义的极端之年。这年春天，美国的一大批左翼作家的书籍被列为禁书，其中包括了很多的侦探小说，甚至连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很难幸免。奎因的好友，著名的硬汉侦探小说家哈梅特也被列入“危险名单”。美国当时的文化层面在政治威胁下摇摇欲坠，这让这两个侦探作家怎能把自己关在象牙塔中继续他们的埃勒里大冒险呢？文学的意义就是反映现实问题的意义。奎因觉得，侦探小说也是文学形式里的一种，它是不能被独立地摆在现实之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