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我现在在河南省清丰县，家电下乡到了村民刘文丽的家门口，之前还盘算着要买个大彩电的她，手里拿着丈夫从外地寄来的打工钱，想了想，还是存了起来。
村民：孩子上学需要钱，老人看病也需要钱，不敢乱花。
记者：家电下乡，政府补贴13％，但一些农民在商场看了又看，最后还是攥着钱回家了，让商家干瞪眼。政策如此优惠，可许多人还是不愿花钱。从1990年算起，我国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走出了一条快速下滑的曲线。到2008年，降到35%，这个比例是美国的一半，甚至比印度也低了20个百分点。如果从绝对的消费额来看，2008年我国全国的消费额为16万亿美元，仅仅相当于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
老百姓一方面不敢花钱，另一方面却在拼命地存钱。和消费率下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的储蓄率一直在飙升，已经从1992年的36%上升到2008年的51%，银行里居民存款超过了20万亿元。不敢花钱，成为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大障碍。
● 深入采访
记者：在采访28岁的丁桂玲的时候，她用“走钢丝”来描述买了房子之后的生活。
丁桂玲：我和老公的年收入10万元多点吧，但是85万元的房子还是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每月还房贷将近4千元。现在我的收入和支出就像是走钢丝，稍不留神花的就比挣的多。
记者：丁桂玲在北京一家地质研究所工作，半年前她怀上了小宝宝，但是现在她就开始为孩子上学的事发愁了。
丁桂玲：最近还有一个同事，她的小孩好不容易进了一家幼儿园，比较便宜的幼儿园的学费还要2 000多元。所以我平常只能委屈委屈自己，根本就不敢乱花钱。
记者：就北京市来说，2009年人均GDP已经超过1万美元，很多人的收入也在不断增长，但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这些压在头上的大山，让人很难放心消费。
市民一：医疗保险应该是让每个人都有，像我能报到85%，但有的地方如农村，就只能报50%甚至更少，有的还不能报门诊，只要国家把医疗保障这块儿普及了，报销的比例再大一点儿，老百姓就敢花钱了。
市民二：虽然劳动法规定了所有打工的人都有社保。但是不是每个单位都给你，我觉得政府该管一下吧。
市民三：得增加收入，没有收入你怎么敢花。现在国家的财政收入在世界上数得着了，但是老百姓的收入是不是真正提高了那么多？要让老百姓敢花钱，无外乎两点：一是老百姓有钱可花，二是老百姓花钱没有后顾之忧。也就是不仅“民富”，更要“民安”。民富，突破点在于，国家首先要创造充分的就业机会，此外，还应建立公平的收入分配机制，比如打破垄断，让国企利润全民共享，再比如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改变劳动所得偏低的局面。
民安，就是要让老百姓花起钱来有安全感。老百姓要预防这个、预防那个，总是想着生病了怎么办？老了怎么办？失业了怎么办？有这么多后顾之忧，就是有了钱当然也不敢花。
根据社科院的测算，只要给20％的低收入群体增加一项社会保障，他们就可以增加100亿元的消费。如果能够给低收入人群医疗、失业等方面的保险，在收入不增加的情况下，他们的消费也会大幅度提高。
看来，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不仅仅是人们的福利，也是市场经济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是一种单纯的花钱项目，还将提高消费能力、释放消费欲望，为经济转变提供内在的动力。否则，再多的拉动内需政策，也只能是雷声大雨点小。刺激内需必须倒逼社会保障去升级。
教育、医疗、养老等都是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方面，属于公共产品，在这些方面，政府应该承担起主要的责任。而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政府更要有所作为，把更多的财力投到公共服务领域。
● 权威声音
周天勇，中共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第一，一个最重要的方面还是增加就业，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
第二，社保，就是说他想花钱，不害怕，解决这个问题，我存起来，我要干这个，我要干那个，最后他一想，不行，我还得养老，他就不敢花钱了，我觉得要解决不敢花钱的问题，就要有医疗保障、养老保障，让他无后顾之忧。
第三，对现在的房价要控制住，甚至有的地方要降下来老百姓才敢花钱。
第四，对一些房屋的按揭、汽车等在税收上都要有一些优惠。王一鸣，经济之声特约观察员、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注重培育居民的消费能力，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这是我们最紧迫的任务。
在这个时期，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这些问题凸显出来。显然不是因为经济发展速度慢造成的，我们在发展最快的时候，消费率降到了历史最低点，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要在体制上有所突破，最重要的是要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养老、看病、医疗、上学，这些体制问题如果能够突破的话，就会为居民消除后顾之忧创造非常好的条件。
● 观点链接
如何让老百姓敢花钱？
人民网“人民时评”：老百姓为啥不敢花钱？原因很简单，住房、医疗、教育被称为新“三座大山”，大山不移，谁敢花钱？
《经济日报》：让老百姓花钱没有后顾之忧，需要注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在二次分配中的作用。
中央电视台：应该推动医改、教改、收入分配制度、个税体制和公共财政透明等改革，实现从“国富”到“民富”。
《上海证券报》：各级政府理应切实增加社会福利开支，降低行政管理开支占公共支出的比例，减少公共支出过程中的调整成本，以健全的社会福利体系支撑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否则，消费无论如何是刺激不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