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问如何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改变收入分配格局?

2010年被称为“工资调整年”,有24个省、市、自治区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而另一项和“工资调整”相关的制度,也正在广东、天津、北京等地迅速推行。

这就是“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实行这个制度的目的是改变过去“老板一个人说了算”的工资体制,让职工、工会也参与进来,共同决定员工工资。

表面上看,这是个如何“涨工资”的问题。实际上,它是改变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举措,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紧密相关。

近些年来,在我国国民总收入中,财政收入和企业收入所占比重持续上升,而居民收入占比却逐年下降。这样的收入分配格局显然不利于拉动消费、扩大内需。

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就是要改变工资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的现状,提高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一个严峻的现实是,“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从1995年起开始推行,15年过去了,却收效甚微。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背景下,各地虽然旧事重提、决心更大,但是依然面临着重重阻力。

● 深入采访

记者:我现在正在广州市的一家电子加工厂采访。虽然一个多月前,广东省已经首次立法规范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但厂里一位姓张的员工一碰到这个话题,仍然是支支吾吾、戒心很重。

记者:你们有没有计划建立这样一个制度,去跟老板谈工资?

电子加工厂员工: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我们不好说的嘛!这是老板的事情。我们老板现在出国了。

记者:那你个人想不想有这样一个制度?

电子加工厂员工:呵!呵!也不想吧!不方便讲了,就这样吧!

记者:记者走访了10多家企业,发现工人们几乎都是不敢说,因为得罪了老板,后果很严重。一家企业的27名员工,曾经要求协商涨工资,却被以扰乱正常工作秩序为由解雇。但就是这样,他们也没有去找工会。

记者:当时为什么你们不愿意去找工会呢?

员工:我们就不信任工会。

记者:为什么不信任呢?

员工:工会也是公司的一员。目前,工资集体协商制度面临的状况就是:老板“不愿谈”、工会“不敢谈”、员工“不会谈”。解决三个“不”,是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关键。如何打破僵局,一些省市已经在想办法。

针对老板“不愿谈”,广东省规定,企业收到1/5以上职工提出的协商要约后,15天内必须回复。针对工会“不敢谈”,全国总工会正在试点“职业化工会工作者”的路子,派他们进入企业,由上级工会发工资,让这些工作者在经济上独立于雇主。各地也在尝试举办培训班,让职工学习“谈什么、如何谈”。

办法有了,但执行不好仍然是空谈,改变一种利益格局,从来都是不容易的。目前,“招商引资”是地方政府重要的政绩之一。他们担心,开展工资集体协商,会吓跑投资者,影响投资环境。

看来,要有效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各级政府首先要立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局去想问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问题也要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去逐步解决。要改变投资导向的发展模式,调整资本在分配中的强势格局;更要改变政绩考核机制,引导地方政府在增加职工收入、拉动消费、扩大内需上下工夫。

企业也需要立足转变与发展,这样才有条件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由于“中国制造”始终在低端徘徊,从总体来看,中国企业的利润非常微薄。只有不断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和赢利能力,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企业才能更有基础不断拿出钱来,提高员工收入。

● 权威声音

尹成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我们认为,随着企业的发展,职工工资稳步、适度的增长是合理的,可以让职工分享到企业发展的成果。工资增长一定要建立在企业劳动生产率有效提高的基础上,这样的增长才是有保障的。余南平,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余南平:充分发挥工会的力量,在欧洲,做得最好的是北欧。工会、政府以及资方,这三方坐下来谈判同一份合同,中国目前的《劳动法》则是针对个人的合同,也就是每个人有一份单独的合同。日本呢,是另外一种模式,日本是通过公司长期雇用、每年加薪的模式来培养职工对公司的忠诚度的。两种模式都会使职工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分享到更多的蛋糕。苏海南,经济之声特约观察员、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工资集体协商是市场经济的通行做法,但我们国家之所以现在推行得不是太理想,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是协商主体本身还不成熟。有些工会的代表还没有了解和掌握如何代表工人群体去开展工资集体协商;二是劳资这两个主体在市场上处于“资强劳弱”的基本格局,因此就造成了劳方不敢谈、不会谈,资方拒绝谈、不愿谈;三是有部分企业确实有一些客观的困难,如劳动密集型小企业的利润很少,它们很难有能力去给劳动者加工资;四是我们还没有提供更好、更全面的法律规范。

● 观点链接

如何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改变收入分配格局?

《中国证券报》: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让劳动者有尊严地生活和体面地劳动,通过工资集体协商让人民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财经》:中国已经进入了劳动关系矛盾的高发期,集体合同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能否化解劳资矛盾,关键在于制度的硬约束和地方政府的支持。

《商务周刊》:工人工资低、工时长的现状不改变,工人提升自身素质和技能就没条件,产业的转型升级就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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