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年中，西安市政府收到一张由陕西省环境保护厅开出的40万元罚单。原因是这个市的企业向关中地区的“母亲河”渭河里超标排放污染物。一直是全省经济“龙头老大”的西安，没想到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一不小心坐上了排污受罚黑名单的“头把交椅”。
在2010年7月4日闭幕的上海世博会“环境变化和城市责任”论坛上，有专家和官员建议，用绿色发展指标来考核地方政府和官员的政绩。“十一五规划”的完成时间只剩下半年，在全国重点流域治理的进度表中，有86个列入规划的治污项目还处在“纸上谈兵”阶段。
用绿色发展指标来考核地方政府和官员的政绩，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信号，它将改变各级政府引导、服务经济的观念和做法。过去，许多地方为了保障地方税收和财政收入增长，纷纷选择“工业强县”、“工业强市”、“工业强省”的方向，强化了工业带动、投资驱动、资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十一五规划”确定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个重要目标无法实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绿色指标或许就昭示了中国经济的转变方向！
● 深入采访
记者：就在2010年7月1日和2日，国家相关部委的官员、山西省内外的经济专家以及企业、行业负责人，受邀参加山西省发展战略专家座谈会。山西这个资源大省，开始探讨发展煤炭产业怎样和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密切联系的课题。这是个可喜的转变。
按照山西省的规划，到2010年年底，原有的2 600座煤矿只保留1 000座，几千名煤老板将从煤炭产业退出，转入新的投资和经济发展领域。根据手头的材料估计，这些煤老板手里掌握着3 000亿元的巨额资金。如何引导好这笔投资，对山西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十分重要。
在采访中，一位市长的一句话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不转，就难免会被边缘化；慢转，就会错失发展先机；乱转，就会迷失前进的方向。”现在，山西的煤老板们普遍都怀着转型的强烈愿望，但应该转向哪里，许多人还是很茫然的。我们的记者所说的这种情况告诉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正在成为中国经济自身的内部需求，而在后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这种转变就显得更加迫切了。记者：记者最近就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专门采访了美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教授，蒙代尔反复强调的一句话是：个人的需求和消费。我国多年积累的高投资所需要的最终需求究竟落脚在哪里？如何启动13亿人的消费？全世界都在看着。最早提出中国必须走绿色发展之路的经济学家胡鞍钢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方向，是实现三个“结构性转变”：一是需求结构转变，二是产业结构转变，三是要素结构转变。
2010年《中国人才发展报告》显示，中国大学生只有10%符合跨国公司的人才要求。一边是焦急地寻找工作机会的就业大军，一边却是企业遭遇人才缺口。中国经济该向哪里转？能不能转好？人才也是个关键因素。
● 权威声音
王一鸣，经济之声特约观察员、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你要转变到位，一定要有相应的体制变革，方方面面。比如，我们要从外需拉动型逐步转向内需拉动型，就涉及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产业结构调整，你就必然要涉及资源性产品价格的改革和垄断行业的改革——都是需要改革推进转变的。我记得有一句话说：19世纪英国人教会了世界如何生产，因为工业革命；20世纪，美国人教会了世界如何消费；而中国如果要引领21世纪，她必须教会世界如何可持续发展。我们能担负起这个使命吗？转变到不到位，决定了中国的未来。冯军，华旗资讯集团总裁。冯军：金融危机对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肯定首先是个压力，不是好事。但是对于中国的创新型企业来讲，反而是机会。在经济变动的情况下，大家愿意接受新鲜事物，愿意尝试来自中国的、有品牌的、有信誉的、创新的东西。所以对中国的创新企业包括整个国家的“中国创造”来讲，正好“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了。刘澄，经济之声特约观察员、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工程系主任。刘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各行各业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纺织行业，怎么样奉献出更多天然的面料、高科技产品？比如钢铁冶金行业，它转变发展的方式第一个是怎么降低能耗，第二个是怎么样进行无污染的生产，第三个是怎么样转变产品结构，向高级产品发展，减少低级产品。不同区域转变发展的方式，要求是不一样的。姚景源，经济之声特约观察员、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第一，从生产的角度看。我们中国过去长时间依赖第二产业来支撑经济，要转到一、二、三产业全面支撑，特别要发挥第三产业的作用。第三产业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而且它是吸纳劳动力最容易的一个产业。
第二，从需求的角度看，我们中国经济长时间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依靠出口拉动，一个世界金融危机，我们这里的企业都要关门；以投资拉动经济，最终结果就会导致产能过剩。怎么办呢？我们一定要让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第三，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长时间依赖物质资源的投入，所以我们的环境就不堪重负，要把它转移到依赖自主创新、依赖科技进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