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我也学会了适当的宽解。有些作品，只是让你恢复了痛感，这和绝望完全是两回事。如莎米拉?玛克玛尔巴夫的《背马鞍的男孩》（又名《两条腿的马》）。“一天一美元，也真的把自己当成一匹马”，故事讲述的是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人如何奴役人，以及人如何自愿被奴役。这是一部残酷的电影，如果说《物种起源》论证了动物如何进化为人，那么《背马鞍的男孩》的意义则在于揭示社会达尔文主义如何让人退化为动物。萨米拉是个“80后”，十几岁开始便在伊朗电影界获得很好的声誉。在她看来，导致我们不自由的，不是坏人，而是坏的关系。或者说，不是人坏，而是关系坏。这里的关系，既包括人与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群己权界，也包括个体之间的关系。中国现在的很多苦难，就在于未能在制度上确立清晰可靠的权界，建立一种好的关系，结果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不自由，都是弱势群体，都有挫败感。所以说，我们这代人在推动社会转型方面的努力，最关键还在于如何确立一种良好的基于个人权利的关系。我想说的是，有些好的作品只是让观众恢复一种疼痛感。而且，有疼痛感，无论对社会还是个人，都是一件有希望的事情。
因为看了我几篇文章或者微博而有痛感的人，我同样希望他们可以如此积极理解。不要把疼痛当绝望，凡事还是看积极的一面，至少我和周围很多朋友都在积极地做事；同时也给自己的视界多一点时间感：一百年前中国还有凌迟，五十年前中国还在喊万岁，四十年前中国还在破“四旧”，三十年前中国还不许跳舞，二十年前中国还在争论姓社姓资，十五年前中国还没有普及互联网，十年前中国还有收容遣送条例，五年前中国还没有物权法，两年前中国还没有微博，一年前中国还没有通过城乡居民选举同票同权……社会终究是在进步。退一步说，无论环境多么恶劣，你总还可以做最好的自己，因为你即你选择。这些年，我一直坚持的一个信念是，改变不了大环境，就改变小环境，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你不能决定太阳几点升起，但可以决定自己几点起床。
以《重新发现社会》的出版为例，谁能想到这本书会因为一位老校对停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政治意见而不得不换出版社，并在一年半后收获各种美名？只要大家肯努力，愿思考，不放弃，社会终究会朝着一个好的方向走。
虽然这一切，皆非一日可以完成，但在推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你的每一句话，都可能是最后一根稻草。你不要去掂量你此前堆积的那根稻草不是最后一根稻草就说它份量过轻，或者没有重量。当然，在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每个人的力量都是有限的，这种“无力感”也是无比真实的。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种“无力感”，才更需要执着。许多人，之所以平静而坚定，活得从容，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上世纪做不完的事情，可以这个世纪来做；那些一天永远做不完的事，可以用一生来做。
而这也正是我看电影《让子弹飞》的感受，那是一部关于我们时代的寓言。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望，以及活得舒展自由的本性，从新中国到新新中国的几十年间，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铜墙铁壁如今已被穿得千疮百孔，现在只需要一点点耐心，“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