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评这首诗好在“有真情实感”。殊不知好诗无不具有真情实感，所以不必说；而这首诗突出的成功之处也不在所谓真情实感，而在于一种李白式的特殊风趣，可以说，它在短短四句诗中，活脱脱地画出了两个不拘俗套的人。这就需要读者不但熟知李白，还应知道与此诗直接相关的汪伦其人。
汪伦是唐时泾县村民，曾以美酒招待李白。袁枚《随园诗话补遗》载，汪伦曾捎信欺以其方：“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李白欣然而至，他这才说：“桃花者，潭水名也，并无桃花；万家者，店主人姓万也，并无万家酒店。”引得李白大笑，并住了好几天。这故事不一定真实，但却很能反映李白与汪伦的性格与交情，不仅仅可助谈资。关于《赠汪伦》这首诗，人多乐道其三四句，往往忽略其一二句的风趣和作用。其原因就在于忽略了这两个“活”人。“李白乘舟将欲行”，就要离开桃花潭，却不像是要在此告别谁，陶然忘形的他是兴尽而返。又从下句的“忽闻”可知，这汪伦的到来是不期而至的。这样的送别，在前人之作中罕有。
“忽闻岸上踏歌声”，人未到而声先达，欲行的李白却已心知来者是谁，所来何事，手中何所携了。俗话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汪伦就是来得巧。以下的事，诗人不再说也不必说，因为读者可以发挥想象了，那自然是饯别场面，一个“劝君更尽一杯酒”，另一个则“一杯一杯复一杯”了。不说则妙在省略、含蓄。不辞而别的李白固然落落大方，不讲客套；踏歌欢送的汪伦则既热情，又不流于伤感。短短十四字就写出两个乐天派，一对忘形交。这忘形正是至情的一种表现。因而李白不仅以汪伦为故人，而且引为同调，所以他要高度评价汪伦的友情。
三四句以本地风光作譬：“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以水长比情长，是诗人们常用的比喻；而说水深不及情深，就显得新颖。所以清人沈德潜赞美说：“若说汪伦比于潭水千尺，便是凡语，妙语只在一转换间。”此外，古人写诗，一般忌讳在诗中直呼姓名，以为无味。而这首诗自呼其名开始，又呼对方之名作结，反而显得直率、亲切和洒脱，很有情味。突破送别诗的感伤格调和传统手法，此诗正充分表现了李白的艺术个性，从而获得不朽的艺术魅力。由此例可以看到，知人对于透彻地玩味诗意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熟知其人，我们还可从一些看似寻常的诗作中发现奇崛与艰辛：
我宿五松下，寂寥无所欢。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宿五松山下荀媪家》）
须知这首貌似无奇的五言诗，是少年时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万的李白，在晚年时所作。我们不能像论者通常认为的那样，以为此诗仅仅表现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的感情，那太肤泛了。此诗实际上反映了诗人思想上的巨大转变。他是深深懂得了“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因而这位往昔大呼“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的豪放洒脱之士，面对这样一餐寻常茶饭，竟深深地羞惭起来，这就令人尤觉感动。杜甫《丽人行》中以较多篇幅描写了杨氏姊妹在曲江边上大摆排场，所设的一席考究、丰盛的筵宴，用的是犀箸、水精盘，摆的是紫驼、素鳞及各种山珍海味，令人眼花缭乱。尽管那群贵妇并不能吃（“犀箸厌饫久未下”），但送膳的太监们还忙个不停，从夹道将山珍海味络绎不绝地送来（“御厨络绎送八珍”）……如果读者知道写这首诗的人，当时处在“饥饿动即向一旬，鹑衣何啻联百结”的境地，那么这段对奢侈的宴席的描写，读来岂不更为有味。
运用“知人”的方法读诗，往往能洞悉诗人用心，从而发微。仍以李白为例，他的《将进酒》在提到“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之后，即说到“陈王”曹植。然而以饮著名的人物甚多，何以只举曹植呢？比方说，为什么不举耽酒更深，而又著了《酒德论》的刘伶呢？（李贺《将进酒》末尾正是提到他：“劝君终日酩酊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只要知道李白自命不凡，好以管仲、诸葛亮一类高级人物自比（“自言管葛竟谁许”），那么他在此以政治上自视甚高而备受排斥压抑的一代诗人与名王的曹子建自喻，也就不足为奇了。于是读者便从这篇劝酒歌中体味到一种浓郁的政治忧愤，不至于视为一般的人生感喟了。年辈较李白早，写出“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的诗人孟浩然，虽终生不仕，功名心毕竟很强。李白《赠孟浩然》却写道：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
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
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
高山安可仰，徒此挹清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