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耀宇把毕业分配的曙光，看做是他人生路上的一次大突破。有了突破的陈耀宇仍然没有顾得上多高兴一阵子，因为顾客的自行车还在他手上。尤其过一天他拿到去《大西部日报》报到的通知，兴冲冲去了报社上班，心理压力更大。现在已经是一名新闻工作者了，陈耀宇不愿意给这个响亮的称号抹黑，尽管还在试用期。
自行车成了一个心病，陈耀宇白天上班，下班后专门又去那条街，站在高大茂密的绿树下，看来往的车流和行人。看得眼睛发酸，没有看到白T恤。到了星期六又去，在树荫下来回晃悠，一晃大半天，还是没有等到自行车主人。一来二去竟然成了一个规律，凡是不上班的时间，陈耀宇都去那条绿树成荫的大街走一走。白T恤独独在这条街上扎坏自行车胎，不应该是偶然，想法好像有道理，就是没有见到白T恤在街上出现。很久以后陈耀宇回忆过这段时间的作为，回味过等候中的愉快心情，那时候陈耀宇已经想不通这种傻乎乎的等候会有什么值得愉快的。一个月时间很快过去，看见地上出现一张张像手掌形状的梧桐树叶，陈耀宇才想到夏天结束了。
汪泉知道了这件事，劝陈耀宇：“一辆自行车而已，成都市民经常遗失自行车，早不当回事了。反正你今后又不摆摊了，这么大个成都城，近千万人，到哪儿找你？眼下你要上班了，你比他更需要自行车。”陈耀宇听到汪泉的话很惊讶，汪泉的想法和陈家山沟的人差距太大：“自行车事小，如何做人的事很大。”汪泉像看什么怪物似的看着陈耀宇：“你不是讲究一切以实用为准则吗？我们不说这车可以帮助你克服生存困难，我们就说句同样实在的话：有谁会相信你在踏实做人？”
陈耀宇难以接受汪泉的话：“是他亲手把自行车钥匙交给我，难得有素不相识的人那么信任我，这些日子我一直为这个信任欣慰。还有，他的信任，是因为我是大学生，我不辜负他的信任，实际上也在维护大学生的社会形象。”
汪泉也难以接受陈耀宇的话：“任何人，先要维系住自身的生存，才可能谈到对社会作贡献。你一无所有，拿啥力量回报社会？信不信任，无非一句空话而已。”
“做人得有个底线，搞坏了德行，力量越大越有害。老爸这辈子最说得起话的就是，我们陈家，三代人都没做过让人小看的事。我不能坏了老陈家的传统，不能丢陈家山沟的脸。”
“靠！关陈家山沟屁事！你这人满脑子不切实际的想法。也不想一想，这么多年了，你们陈家山沟有几个人有出息？”
为一辆别人的自行车，两个修车的伙伴竟闹红了脸。按汪泉的话说，这看起来是一辆自行车，其实是某种观念的反映，陈耀宇如果继续以这个思路来城市里闯，注定不会有出息。陈耀宇越听越冒火，陈家山沟的理念能够延续千百年，总有它的必然性，动辄就说不适合城市，未免太草率。两人谁也不服谁，最终闹得不欢而散。
临分手汪泉还在斥责陈耀宇：“在地下车库寄放自行车，24小时五角钱，40天就是20元，报社离那儿远，你来回坐公交车也得花钱。给他补胎，你总共才挣一元钱。这么简单的账都不会算，你脑子里进水了？”
这么一算账，真还点到陈耀宇的痛处了，大道理不如钱实在，大学生也很难例外。
陈耀宇当着汪泉没啥反应，独自静下来却控制不住心跳。和汪泉一起修一天车也不过挣二三十元，把一整天的劳累所得全用来给一个不认识的人垫支寄放车子的费用，这就是维护陈家山沟理念的代价？二三十元对别人来说，几乎微不足道，对他来说，已经是一个不得不心痛的数字。
他不想再去寻找白T恤。又过几天，感觉上班真的很需要骑车，一咬牙，索性去寄放处把自行车取出。真是好车，与大学里师娘那一辆破车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概念，骑在上面有一种飘飞的感觉，能看见“蔚蓝色”在空中飘飞的姿态，还能感受到轻盈飘逸的滋味。与走路确实不一样，竟然还冒出一声和汪泉一样的感叹——我靠！
骑了几天，陈耀宇的飘飞滋味一天比一天淡，不踏实的心态却一天比一天重。每天骑车出去都觉得会碰上白T恤，都担心白T恤在大街上当着满街人群，大声骂：“你算什么新闻工作者？你不过是一个贼！”陈耀宇越想越怕，真要有这一幕，今后还在不在这座城市混？
陈耀宇突然缺主见了，打电话把这个担忧告诉了汪泉。
汪泉一听就大声嚷：“我靠！你以为做贼心虚有多大的普遍意义？人家干了那么多那么大的坏事都不内疚，你一辆二手自行车内疚个啥？”
“我和人家不同。”
“有啥不同？你多条腿还是多个啥？”
陈耀宇很后悔与汪泉通电话了，他不愿再和汪泉多说，也许汪泉的理论算一家之言，但汪泉不是当事人。假如站在大街上被人臭骂的是汪泉，可能他就会换个说法了。
陈耀宇把自行车仔细擦了一遍，该上油的地方上了油，重新放回寄放车的地下车库，不上班的时间，又重新去那条大树茂盛的街上游荡。直到终于看见白T恤在那条街上出现。
那天，刚下过一场雨，冲刷过的街道散发着湿气，陈耀宇踩着潮湿的街面，大声喊叫着向白T恤跑过去。白T恤的短袖已换成长袖，依然是白色，依然很帅气，正拉着一个线条清晰的女士，走得温馨愉快。听见街上的路人提醒，白T恤才不大情愿地停下脚步回过头。
陈耀宇跑得气喘吁吁：“去拿回你的自行车吧。”白T恤不动声色，看了看陈耀宇：“你不是没在这儿修车了吗？”听白T恤这么问，陈耀宇知道他来找过。陈耀宇说：“我已经分配工作了。那天，我一直在这里等你。”
白T恤承认那天遇到急事，忘了在修车，三天以后从外地回来才想起。
陈耀宇说：“两个月多了，都担心记不住你的外貌了。”陈耀宇没有夸张，关于最后一天修车的情况，他印象里特别深刻的不是白T恤的脸，是短裙里那个小裤衩。
白T恤还是不动声色，冷冷地念念有词：“两三个月，八九十天，保管费恐怕离买一辆自行车不远了。”同行的线条清晰的女士也应允：“肯定车子早就骑得不成原形了，白骑两个多月你还得给他发不贪便宜奖。”两人一副见多识广的模样，故意要在路人面前显派，白T恤赞同线条女士的话：“懒得要车了，重新买一辆，绝对全新。”
血液冲上头顶的感觉，陈耀宇竭尽全力也难以承受，他把存车牌使劲塞到白T恤手上：“你自己去地下车库结算寄放费，如果自行车真的不成原形，我赔！”
转身刚走几步，陈耀宇又倒回去，要白T恤付补胎费。“一元钱。”陈耀宇说，“你应该付的。”
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白T恤不想纠缠，从裤兜里掏出一把散乱钞票，抽一张十元面额的递给陈耀宇。陈耀宇不接：“我没有零钱补。”白T恤气派：“我也没零钱，不用补。”陈耀宇不示弱：“你欠我一元钱！”说过，顺着一棵棵树冠宽大的树跑了。
陈耀宇眼泪难以抑制地流了出来。好些日子以后陈耀宇才真正体会到，学校和社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学校的理念大多数在社会上不适用。从学校里走入校门外的社会，类似自行车事件的遭遇不过是小菜一碟，等候他的委屈和不愉快，远远超过这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