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大年
编剧、小说家，原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
“七七”卢沟桥事变，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北京作家老舍提一只小皮箱，奔赴抗战中心城市武汉。冯玉祥将军为此写诗：“老舍到武汉，老舍要抗战！”国共合作时期，很多爱国文艺家来到武汉，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成立“全国抗敌文协”，老舍任总部负责人，团结文艺界，笔墨作刀枪，宣传抗战，唤起民众。此后“抗敌文协”迁到陪都重庆，敌机疯狂轰炸，许多机关、学校疏散到郊区，老舍家住北碚。
１９４５年暑假，老师留的作文题是“独立采访”。采访谁呢？
爸爸说：“就去拜访你二爹吧。”北京话二爹就是二叔———老舍与家父是拜把子兄弟。从我家去北碚要走２０里山路，我１４岁，领着弟弟一大早就出发了。
我俩走得满头大汗，进门把胡薭青二婶吓了一跳，说“你妈也真放心，让两个宝贝儿子走着来啦！”洗洗脸，就开饭了。吃的是二婶捏的碎子油韭菜馅包子，我走饿了，一气儿吃了８个，二爹瞅着我，绷着脸说： “孩子啊，悠着点儿，咱可还有下顿儿呢。”他讲话好比说相声，别人笑，他不笑。这碎子油韭菜馅包子，是老北京平民百姓的美食———猪肉贵，猪板油也贵，等而下之的网油比较便宜，剁碎了和到韭菜馅里捏包子，又当油又当肉，吃着也很香。
饭后我禀明来意，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小记者采访大作家”。
二爹欣然同意，领我参观他的书房，给我讲解“文房四宝”，看了他正在写作的《四世同堂》手稿，还有两本纪念册，都是朋友的题词，草字我认不得，只记住了两句， “换他肉二斤，写稿三千字”。
晚上孩子们一块玩，舒济、舒乙讲他爸爸的笑话：一天，老舍要留客人在家吃饭，悄悄拿了一套旧西服去当铺，当了钱到菜市场买肉，赶巧碰上卖猫头鹰的，就用买肉的钱把它买回来了。
舒家大人孩子都爱猫，而这猫头鹰又长得很漂亮，孩子们争着喂食，米饭、红薯都不吃，原来这家伙只吃肉。老舍绷着脸对它说：“连我都没肉吃，您请便吧！”就放生了。
回到家中，爸爸教我把这些见闻如实地写下来，又在结尾加了一句： “抗战时期，作家老舍也清寒如此。”这篇作文得了高分，老师叫我在班上朗读，还抄到壁报上。这件小事情增强了我对作文的兴趣和自信心，甚至对我后来走上文学道路也有影响。
１９５３年冬，“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来到朝鲜战地，老舍对４７军陈发洪政委说： “我有个侄子在你们部队。”一天，他率文艺分团到我们师慰问演出，又在大掩体里开联欢会，受场地限制，只能让营级以上干部参加。我是司令部的排级文化教员，近在咫尺，一面维艰。忽然协理员跑来找我， “原来你是老舍的侄子，为什么不早说？快，把奖章都戴上，跟我来！”
掩体里正在跳交际舞。师文工队的女兵争着请老舍跳舞，他有寒腿，走路都拄手杖，只跳“慢四步”。一曲终了，我上前行了个军礼，叫声“二爹！” 他从头到脚打量我，还是绷着脸说：“你就是大年啊，几年不见，长成大高个儿了，还长了胡子，不，只能算嘴上的一层茸毛，立功啦，好哇！”陈政委指着我胸前的四枚银质军功章说， “一个文工团员，能立四次战功，很不容易。”
我对二爹说，朝鲜停战了，上级动员志愿军里的高中学生回国考大学，我想考北大，将来当作家。他没点头，只说“我见过你写的一篇文章。”
事后他通过陈政委转来一封亲笔信，语重心长地批评我，“谁想当作家都好，那就拿出货色来。大年，你还年轻，真心走文学之路，就不要脱离现实的火热斗争生活。我已经５５岁了，不是还要到朝鲜来向志愿军同志学习吗？”
我１９４９年参军，是文工团的主力演员，写的歌曲和独幕剧在文艺汇演中获甲等奖，正当“少年得意”时，突然被下放当文化教员，因而心情沮丧，萌生了回国读书的念头。没想到二爹给我泼了一瓢冷水。老舍没有很快回国，而是深入到连队采访。一次他要到３４５６高地的坑道里采访战斗英雄，让部队领导很为难。３４５６高地是我军近期经过激烈战斗夺回的一座大山，山坡被炮火炸起的浮土半尺深，加上厚厚的积雪，寒腿病拄手杖的老舍先生怎么上得去？部队领导要把战斗英雄们叫下山来开座谈会，老舍说：“到底是谁拜访谁呀？”坚持上山，还要亲眼看看志愿军的“地下长城”坑道嘛。结果是战士们用担架把他抬上山的。这样才产生了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
老舍深入生活的实际行动使我深受感动，巴金先生也到过朝鲜战地，写了小说《团圆》。二爹对我的批评， “真心走文学之路，就不要脱离现实的火热斗争生活”，也成了我遵循的信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