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目不转睛地看着索菲娅在台上演奏。小小的她看起来是那么瘦弱，但却在庞大的钢琴前奋力地表现着莫扎特的激情澎湃—那一刻，我的心感受到一种难以名状的痛……
中国父母在教育孩子的事情上比较超脱，而西方父母则难以做到这一点。
小时候，有一次（或许不止一次），我对母亲非常不尊重，父亲愤怒地用我们家乡的闽南话斥责我，说我是“垃圾”。这句话说得很重，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深感羞耻，但这并没有打击我的自尊或任何其他的自我认知，我不会真的认为我就像一堆垃圾那样一文不值。
作为成年人，当索菲娅的行为对我构成极大的不恭时，我也曾经用英语对她说过同样的话——你，像堆垃圾！而且是在一次和朋友聚会的晚餐上。记得当时的我立刻就遭到了大家的排斥，一位叫马西的客人为此深感不安，她甚至流下了眼泪，早早地离席而去。我的朋友，女主人苏珊极力挽留我继续和客人们待在一起。
“喔，亲爱的——这只是个误会，美儿只是在进行比喻，对吧，美儿？你的意思并不是真的说索菲娅是垃圾。”
“不错，是这样，我说了，但是这句话是有文化背景的。”我想作点解释，“这是中国移民的事情。”
“可你并不是一个中国移民。”有人指出我其实是出生在美国这个事实。
“说到点子上了，”我承认，“所以我这么说对索菲娅不起作用，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当时是在极力息事宁人，而我清楚，这句话其实让索菲娅颇为震动。
在教育孩子方面，中国父母可以做出西方父母似乎难以想象的事情，甚至在法律上采取行动。中国妈妈可以直截了当地对女儿说，“嗨，小胖子——减减体重吧！”相反，西方父母只能小心翼翼地围绕这个同样的话题，可能从“健康”入手“旁敲侧击”，绝不会提到半个“胖”字。而他们的孩子最后依然会陷入饮食混乱的反复调理和负面的自我形象中难以自拔。（我也曾经听一位父亲用“美丽而难以置信的能力”来盛赞已经长大成人的女儿。可这个女儿后来告诉我，在她看来，这些话空洞干瘪得如同垃圾。）
中国父母会要求孩子照着自己说的话去做，而西方父母只会要求孩子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做。中国父母可以说“大懒虫，所有的同学都比你棒”，而西方父母会在自己内心的矛盾冲突中痛苦地挣扎，极力去挖掘孩子的点滴成就，努力说服自己不要为孩子眼前的失利而失望。
中国父母为什么能够对自己直言不讳的行为感到心安理得，对此，我思考了很久、很多。我认为中国父母与西方父母在心态上有三个显著的不同。
第一，我注意到西方父母非常在意他们孩子的自尊。假如孩子做某事失败了，他们非常担忧孩子的自我感受，会不断地安慰孩子，启发他们肯定自己的长处，即使他们在考试或表演中表现平平。这就是说，西方父母特别在意孩子的心理感受；中国父母则不同，他们相信孩子的力量，相信他们没有那么脆弱。
对待孩子自尊心的不同态度，导致中西方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行为上出现了差异。
例如，一个孩子带着在考试中得到的“A–”回到家里，西方父母很可能为此赞美孩子，而中国妈妈的脸上会现出恐怖的惊讶：“这是怎么回事？”如果孩子在考试中得了“B”，一些西方父母仍然会表扬孩子，另一些西方父母则会和孩子面对面地坐下来表达他们的不满，但他们不会让孩子感觉到自己的不足或不安全，也绝对不使用“愚蠢”、“无用”或“丢脸”这样的词汇。
可在我看来，西方父母的做法也可能失当。孩子为什么没有考好，是在某个科目上能力有问题，还是课程的安排或整个学校有什么问题，这些因素都应该被考虑到。假如孩子的成绩总是得不到提高，父母还可以约见校长，质疑某个科目的教学方法或教师的资质问题。
孩子要是在考试中得到“B”（恐怕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华裔家庭的概率较小），中国父母立刻就会大发雷霆。为此震惊不已的中国妈妈会让孩子练习十多道甚至上百道测验题，直到孩子在考试中重新得到“A”。
中国父母要求孩子的考试成绩门门优秀，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孩子有能力做到。如果孩子没有取得最优异的成绩，那么，一定是孩子不够用功。这也是中国父母为什么总是对孩子们不合格的表现会进行严厉指责、惩罚，让孩子感到羞耻的原因。
中国父母还认为他们的孩子有足够的坚强，来承担蒙受的耻辱并拿出实际行动重新改进。事实上，当中国孩子在行动上争取优秀时，有许多西方父母却正在家里滥用令孩子自我膨胀的表扬。
第二，中国父母认为孩子就是他们的一切。其原因似乎不那么一目了然，但这或许是源于孔夫子的孝道和中国父母自我牺牲的精神，他们为孩子的确付出了太多。中国妈妈亲自参与教学，投入大量的时间，充当家庭教师、教练，监督和教导孩子的一言一行——这就是他们与孩子相处的真实画面。而中国孩子听从父母的管教，努力在自己的一生中成为令父母骄傲的后代，就是对父母最好的理解和报答。
相反，我不认为西方人对孩子与父母这种永久性的知恩图报会有相同的看法。实际上，杰德对此就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他曾经对我说：“孩子无法选择他们的父母，甚至也无法选择自己是否要来到这个世界。是父母，把生命强加给了孩子。因此，父母有责任抚养孩子，而孩子对父母没有任何的亏欠，他们的责任是抚养他们自己的孩子。”
这个说法让我对西方父母与孩子的可怕关系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第三，中国父母认为自己知道怎样做对孩子最好，因此，他们会管理孩子所有的欲望和爱好。这也是中国孩子不能参加在外过夜的野营和中国的女孩在高中没有男朋友的原因。同样，也没有中国孩子敢对父母说：“我在学校的演出中扮演了一个角色！我是第6号营地的成员；每天下午3点至7点，我得在放学后留下来参加排练；每个周末我都需要用车。”
哦，天哪，中国孩子怎么能够提出这样无理的要求！
别误解我的意思：这不是中国父母不关心自己的孩子，恰恰相反，他们为了孩子可以放弃自己的一切！这只是一种迥然不同的养育模式。我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来看待这种方式，我也知道不少其他国家的父母——通常来自韩国、印度，或巴基斯坦，他们与中国父母有着非常相似的心态。因此，这些想法也许带着移民的特征，或者是某些移民和某种文化相结合的特征。
杰德提出了一个非常不同的教育模式，而他的父母都不是移民。赛和弗洛伦斯出身于宾夕法尼亚州靠近斯克兰顿市的严格的东正教犹太家庭，并在那里长大成人。他们俩都幼年丧母，度过了压抑的、不愉快的童年。他们结婚后，尽可能快地离开了宾夕法尼亚州，最终定居住在华盛顿特区，杰德和哥哥、姐姐都在那里长大。作为他们的父母，赛和弗洛伦斯决定要把自己童年时被剥夺的空间和自由交给孩子，他们相信个人的选择和独立的价值，提倡发展创造性才能、敢于质疑权威。
我的父母和杰德的父母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
杰德的父母把儿子看做有头脑的人类的一员，将去不去上小提琴课的选择权交给了他（结果儿子就轻轻松松地放弃了，而现在却为此感到后悔）。我的父母没给我任何的选择，也从未就任何事情来询问我的看法。每年的整个夏季，杰德的父母都让他和兄弟姐妹们到一个被称为水晶湖的田园诗般的地方，去尽情地寻欢作乐；杰德说，那是他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光，我们也要尽可能地带索菲娅和露露去水晶湖度假。而我，总是带着电脑前往那里，因此我似乎讨厌夏天。（比我小7岁、与我性情相投的妹妹美文也是一样。这位计算机编程的高手，一边阅读语法书，一边用图表来进行句法分析，并以此来消磨时间。）
杰德的父母有着良好的艺术品位，并爱好艺术品的收藏，而我的父母不是搞艺术的。杰德的父母为他支付一定的教育经费，但不是全部；而我的父母为我们工作前的一切付费，他们渴望在老年的时候全然得到子女的尊敬和热爱。杰德的父母却从来没有这样的奢望。
杰德的父母通常会离开孩子出门去度假，他们和朋友到过一些危险的地方。在危地马拉，他们差点儿被人绑架；在津巴布韦，他们参加狩猎远征；在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浮屠，他们听到了天籁般的加麦兰音乐。
我的父母从不会丢下4个孩子去度假，这意味着我们这一大家子出门旅行时，不得不在相当便宜的汽车旅馆过夜。此外，在发展中国家长大成人。如果有人付费，我的父母也不会去危地马拉、津巴布韦或婆罗浮屠；而会带我们去欧洲，那儿是有政府管理的、适合旅游的地方。
尽管我和杰德没有对养育孩子的问题进行明确、透彻的讨论，但我们基本上认为，要在我们家采用中国式的培养模式。这样做有几个原因。
首先，像许多母亲一样，我承担了大部分的抚养工作，因此，我的养育方式应该被优先考虑。虽然杰德和我在耶鲁法学院有着同样忙碌的工作，可是在家里，我还是那个盯着女孩们做家庭作业、学说普通话、练习钢琴和小提琴的人。
其次，完全撇开我教育孩子的观点，杰德依然倾向于严格的培养方法。他经常批评那些在家里从来不对孩子说“No”的父母（其实更糟糕的是，说完“No”但从不执行）。而杰德善于对女孩们说“No”，但不擅长为她们提供一个积极的方案。他从不会强迫孩子做什么事情，就像不会强迫孩子练习钢琴和小提琴一样。他没有绝对的自信，来为孩子们作出正确的选择。而我，正好弥补了他的缺憾。
在用中国模式培养孩子的过程中，也许最重要的经验是万事开头难，那时我们也经历了争吵不断的困扰。其他的父母不断地追问我们培养孩子的秘诀，因为索菲娅和露露的举手投足，就像是孩子们成长的模特。她们在公共场合表现得彬彬有礼、可爱风趣、助人为乐，而且口才出众；她们在学校里是成绩全优的学生，索菲娅在数学方面领先于她所在班级的同学两个学年；她们还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所有的人都为她们演奏古典音乐的高超技艺惊叹不已。
简而言之，她们其实就像是中国的孩子。不过，还是有一些不同。
1999年，我们带着孩子们第一次去中国旅行。索菲娅和露露都有着褐色的头发、褐色的眼睛和亚洲人的长相特征；她们俩都说中国话。索菲娅能吃各种各样的动物内脏和肉类食物——鸭蹼、猪耳朵、海参，这是另一个辨别中国人的关键特征。
在中国，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包括国际大都市上海，我的女儿都会吸引当地人的目光。他们在一旁看着、笑着、比划着，称她们是“两个会说中国话的小老外”。在四川省成都市的大熊猫饲养中心，我们看到了大块头的新生的熊猫宝宝，它们粉粉的、肉肉的，像幼虫般局促不安地蠕动着，听说很难养活。当索菲娅和露露在给熊猫宝宝拍照时，那些中国的旅行者也在给她们姐俩拍照哩！
回到纽黑文的几个月后，我与人聊天，不经意间在言语中提到索菲娅是中国人。此时她打断我说：“妈妈，我不是中国人。”
“你是中国人。”
“不是的，妈妈，你是唯一一个这样想的人。在中国，没有人认为我是中国人。在美国，也没有人把我看做中国人。”
这个说法让我颇为不爽，我只是一个劲儿地说：“这么说，他们都错了，你就是中国人！”
2003年，10岁的索菲娅在纽黑文钢琴协奏曲大赛上获奖，并作为钢琴独奏选手获得了在耶鲁大学的巴特尔礼堂与纽黑文青年管弦乐队同台演出的殊荣。
她迎来了人生中第一个音乐的盛大节日，我为此欣喜若狂。
我在地方报纸发表了介绍索菲娅的文章，并附上了照片；我邀请了100多人前来欣赏音乐会，并计划在会后举办一个大型聚会；我为索菲娅置办了闪亮的行头，买了第一件长裙曳地的漂亮礼服和崭新的皮鞋。4位长辈——爷爷、奶奶，姥爷、姥姥都来了。
在演出的前一天，我母亲在厨房里做了上百个中国的珍珠丸子（猪肉馅儿的，外面裹着白色的糯米）；杰德的妈妈弗洛伦斯烹饪了10磅渍鲑鱼片（用盐、黑胡椒、小茴香、酒等腌制而成）。
与此同时，我们紧锣密鼓地投入了表演前的排练，累得几乎筋疲力尽。索菲娅要在演出中弹奏莫扎特的钢琴回旋曲，管弦乐队则是D大调，那是作曲家创作的最令人振奋的乐曲之一。
在业界，莫扎特乐曲的高难度是众所周知的。他的音乐可以说是五光十色、灿烂炫目，既让人激情澎湃，又给人轻盈愉悦的感官享受，深深地打动了众多的音乐家。业界也流传着“只有年轻人和老年人能更好地诠释莫扎特”的说法。因为年轻人是一张白纸，无所顾忌，而老年人已不在意给人留下什么印象，因而能够更自由地发挥。索菲娅弹奏的回旋曲是莫扎特的经典之作。索菲娅的钢琴老师米歇尔告诉她：“你在表现滑音（runs）和颤音（trills）时，想想香槟酒或意大利汽水，在开启瓶盖的那一刹那，无数的泡泡都争先恐后地冒出来……”
索菲娅是个优秀的学生，能面对任何挑战。她还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快手，以闪电般敏捷的指法，掠过一个又一个新的曲子。而最让我开心的是，她听我的。
在那个特别的时段，我成了组织预演的首席指挥官。我把莫扎特的回旋曲拆分开来，有时根据分段，有时根据练习中的主要目标。我们会花一个小时，只注意发音（清晰、准确的音调）；然后，在下一个小时，聚焦于节拍（与节拍器的协调配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主攻弹奏力度的变化（大声、柔和、渐强、渐弱）；最后一个小时，再主要解决乐句的问题，以塑造音乐的旋律。
我们每天都练习到很晚，坚持了好几个星期。可怜的索菲娅眼里充满了泪水，我嘴里虽然没有严厉的话语，但脸上的表情却显示出更加的坚定。
演出的日子终于临近，我忽然感觉浑身瘫软。看来，我永远也做不了一个真正的演员，而索菲娅则显得异常兴奋。在巴特尔礼堂，当她款款地走上舞台，向观众优雅地弯腰鞠躬，她的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我知道，她现在是多么快活。在以深色橡木装饰的宏伟大厅，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在台上演奏。小小的她看起来是那么瘦弱，但却在庞大的钢琴前奋力地表现着莫扎特的激情澎湃—那一刻，我的心感受到一种难以名状的痛……
演出结束后，朋友们和陌生的观众都涌上前来向杰德和我祝贺。
“索菲娅的演奏太精彩了！”他们说，“她弹得如此美妙、如此优雅，真让人难以置信。”
“索菲娅显然是一个莫扎特音乐人。”笑容满面的米歇尔老师告诉我们，称她还从来没有听到有人能将回旋曲弹得如此清风扑面、繁星闪烁。
“看起来，她真是沉浸在那美好的音乐里了。”社区音乐学校校长拉里兴高采烈地对我说，“从音乐里找不到乐趣，就不会表现出音乐的美妙。”
拉里的评论让我想起了好些年前一个意外的故事。
那时索菲娅才刚刚开始学弹钢琴，而我已经给了她很大的压力。一天，杰德在钢琴中央C①的木质部分发现了一些有趣的印记。当他问索菲娅“这是怎么回事”时，索菲娅的眼里滑过一丝内疚，“你说什么？”她支支吾吾地明知故问。
杰德俯下身子，仔细地检查那些印记。“索菲娅，”他慢悠悠地说，“这些印记是不是你的牙印？”
真相不幸大白。
一番询问之后，那时大概才6岁的索菲娅承认，她常常啃咬钢琴。杰德告诉她，钢琴是我们家最贵重的物件，索菲娅答应以后再也不啃了。而我不知道，为什么拉里的评论会把我带回这个有趣的插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