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买了好多书，回家的时候，长筒靴踏在湿漉漉的路上，台北仿佛下了一场雪。
天气转冷了，米色的高领毛衣外面还要加一件薄薄的黑外套，而帽子戴得低低的，一个人的面目如此模糊又如此清晰。
进书店的时候，天色还是亮的，等逛完走到外面，才发现已经暗了。曾经是一个好害怕夜晚的人，只要天一黑就没安全感。有一段日子仿佛黄昏症，一到黄昏就开始努力地打电话给每一个认识的人，约吃饭、约聊天、约跳舞、约唱歌。深怕夜里剩下自己一个人，望着黑沉沉的夜，孤单的身影无所遁形。
是那么害怕孤单的青春期。
十六岁离家的那一个清晨，天没有亮透，微微的紫光罩着天空。前一夜藏好的行李，立在走廊下不动。我穿著高中深蓝的水手制服，像每一天离家的平常，转身对母亲说我走了，然后再也没有回去过。
在晃动的巴士上，车窗外是每天都经过的景象，一样制服的同学搭了与我相反方向的车，我微微回头，知道自己不会再回来了。
下定决心，无论多苦都不会回头。
口袋里的机票是拿着端盘子打工赚来的钱买的，只有那一张纸让我踏实，那一张印着密麻电子文字的纸，是带我飞往梦想的翅膀。
清晨的七点，应该我每天上学的时间。通常这个时候我都会靠在充满暖气的电车上，昏昏沉沉地靠着车把手睡着。然后到了新宿站，又总是会很自然地醒来，急忙换车。
每一次跳下电车门，听见广播呼唤着人们上车。然后温暖的电车音响起，门骤然关上，疾驶而去，速度快得常会微微掀起我的裙子。我总是围着围巾，按着裙边，望着离去的电车，想着甚么时候，自己也可以驶向那个未知的目的地。
但是决定离开的那一个早晨，却是最冷的二月。东京在那一年，下了十二年来最大的一场雪，在决定离开的前一段时间，我放学就去中国餐馆打工，一边帮客人点菜一边望着窗外的雪。恍恍惚惚地，常把菜色或桌号写错。
每晚打工打到九点，赶电车回家，雪还在飘，落在车窗上，反照着我的脸。车玻璃是黑的，我的脸也是欲哭无泪地陷在黑里。才十六岁，白围巾围着脸，好象很苍白的衰老着。
回到家，继父与母亲一贯地在看电视。问我今天如何？我总是答很好，然后遁进房间。青春期，我一直是一个孤单苍白阴冷的孩子，不会爱人也不被爱。
十二岁时忽然出现的母亲，亲近又疏远，不久后带我到这个城市，又忽然出现了完全没有血缘的父亲。
先进语文学校赶日文进度，然后进华侨学校读中学，接着考日本高校进戏剧科，就这样地一直在读书，从一个不说话的孩子，变得更沉默孤独。
毕业的时候拿着全校前几名的表彰，望着台下的同学几百人，脚一直发抖，不习惯人群。
我原本……是一个这样内向的人啊。
当时唯一能感到自己是自由的片刻，就是望着每一次放学时的风景，然后低低地唱歌给自己听，好象只有唱歌的时候，我才懂得微笑。
然后就是不停地写字，同班同学的作文本总是三行后就开始拖，我却每每一写一本都不够。老师看我爱写，不再规范我，让我把本子带回家。回到家，吃完饭洗好碗，又回到房间写，仿佛能把自己写成化石，淹没生命里所有不堪言的一切。
就这样，我没有跳跃的青春期，只有安静的老成。虽然记忆里的童年，我应该是个活泼的孩子，我小时候爬树，爬得比谁都快，男孩子都比不上我。我总是晒得好黑，光着脚，膝盖有各种不大不小的伤痕。
但是十二岁那年被带到日本以后，天空开始出现灰色。我身体里的另一个自己被悄然唤醒，黑暗、害怕、退缩、爱哭，那个原本埋在心的地底，没有安全感的自己一下子喷涌，充满阴暗面的自己。
我常常想逃走，但是不知道可逃到哪里去。一直到十六岁那一年夏天，被一个男人问，想不想唱歌？我说好。就这样逃亡于是开始。
原本打工的时间加多加长，然后存来的钱放在一本书里。每天晚上拿出来看，一点一点削减自己的畏惧，加强自己离去的信心。要走的信念渐渐强烈得像在燃烧，却也仿佛在冬日里掉叶的树枝般脆弱得颤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