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这真是乱了套，既然女性的歌声同样迎合了人们对天籁的要求，当初是何苦来着呢？
可人类艺术就是经历了这些误解、曲折走到了今天，并且在误解与曲折中创造了艺术的辉煌，就像法利内利，就像巴罗克艺术、洛可可艺术和哥特式建筑。如今的人们崇尚自然反对雕琢，但是面对法利内利面对科隆大教堂时他们被震惊了，他们不得不承认有的艺术与自然唱了反调，却仍然伟大，崇尚自然这个放之四海皆准的艺术理念竟然变成了一个似是而非的调门。一些热衷于总结艺术规律的人在这种时候就遇到了难题。
被现代文明喂养的人们致力于发展人类艺术遗产，但同时孜孜不倦地矫正和清除了艺术中违反人性的部分，包括阉人的歌唱。以美声唱法为例，这个世纪的代表人物是斯台芳诺、帕瓦罗蒂、斯瓦茨科普夫、玛丽亚?卡拉斯，他们是仪表堂堂的正常男子和美丽动人的正常女子，我们这个时代再也不会为了获得一种歌声而去制造新一代的法利内利，因为我们相信帕氏的高音是人类最高亢的声音，对于歌声人们已不再有什么狂热的奢求。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有一部分艺术也被我们永远钉进了棺材之中，就像意大利人再也不能在集市上听到法利内利的歌声，就像沉稳实干的德国人无论如何努力，再也不能复制新的科隆大教堂。这是崇尚自然的现代人自己作出的选择，或许谁也没想到，追求艺术的真谛有时恰好是在毁灭艺术。人们并不自知，只是在偶尔的回首之时，看见自己的身后隆起了一座座艺术之坟。
前不久在杂志上读到一个作家谈及文学和舞蹈的文字，大意是反对在创作中戴镣铐跳舞，认为现代舞健康舒展而芭蕾病态等等。这不是个谬论，因为在某种创作境界的阐述上它完全正确，但是我意识到在涉及文学艺术的本质时它的指向有点似是而非。不知怎么就想到了信天游，想到陕西的一个民间歌唱家在唱信天游的时候，有专家在一边旁听，结果宣布他的声音之高度超过了帕瓦罗蒂的高音。不必将西洋歌剧和信天游作出井水不犯河水的鉴别，信天游的歌声通常被认为是未经雕琢的自然的民间艺术，但是当我们同时或者分别静听信天游的高音和帕瓦罗蒂的高音时，我们可能会惊讶地发现这两种高音同样是纯技巧的、不自然的声音，判断前者的高音浑然天成与赞美后者自然舒展一样都显得口是心非。更加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个令人担忧的高音上，信天游歌手的拼命一搏加深了信天游天生的悲怆，而帕瓦罗蒂明显的美声技巧使歌剧华美的气氛也到达了高潮。
有一种事实人们不容易看清：艺术产生的过程天生不是一个追求自然的过程，因此艺术中的镣铐其实是艺术的一部分，就像美声唱法的发声方法，它对胸腔、喉头、鼻腔的控制与运用其实接近于科学，而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想唱就唱的自然境界。而所有著名的男高音女高音在演唱会上常常大汗淋漓，细心的人会发现他们的喉头像一只被猛兽追赶的野兔，疲于奔命，而他们的胸腔就像埋藏了一颗炸弹，导线正在燃烧。奇妙的是当你闭上眼睛时令人不快的视觉消失了，你听见的是美妙的高亢的不可思议的歌声，你听见的还有那声音中的镣铐也在发出美妙的和声。这时候我们可能会想到美声唱法是什么，美声唱法就是修饰每一个声音，让它们比人类天然的声音更加明亮更加优美。
信天游的本义不在此，人们知道的信天游是陕北的牧羊人赶着羊群在荒山野岭中向女性索取爱情的产物。信天游不求登堂入室，相比较于西洋歌剧，它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直抒胸臆的民间艺术，人们认为它朴素、自由、奔放，人们认为原汁原味的信天游应该有一种声嘶力竭的悲怆和热情，应该有黄土高原的泥土气息。但人们却没意识到一代代的牧羊人重复的其实是祖辈留下的腔调，唱信天游的牧羊人不知道自己的歌声最终能传到何方，所以他努力地一声高一声低地唱着，不顾歌声是否动听。最后当我们这些处在黄土高原以外的人也熟知了信天游，并且知道信天游应该如何哼唱的时候，信天游便成为了一种艺术。它不再是自由的了，我们根据什么来分辨青海的花儿和信天游呢？我们依靠的就是对“原汁原味”的了解。
人们难以接受这样的说法：原汁原味是艺术的镣铐，但是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必不可少的恰好就是这副镣铐。我们让人类的思想自由高飞，却不能想当然地为艺术打开这副镣铐。艺术的镣铐其实是用自身的精华锤炼的，因此它不是什么刑具。我们应该看到自由可与镣铐同在，艺术的神妙就在于它戴着镣铐可以尽情地飞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