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出了校门后，我没有立刻上公共汽车。我决定走几站路，然后再乘车回家。
一路上，我好奇地东张西望，仔细打量那些我在公共汽车上和校园里看不真切的衰败破旧的四合院。我一面默默地读着那些贴在门上的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一面幻想着，突然从某个油漆剥落的大门后，或是某个残破的高台阶上，闪出一个陌生却亲切的身影，他拉着我的手，叫着我的名字，然后带我去那些摆满了花花绿绿的糖果的地方。
古老的城门楼黑压压的，离我越来越近了，俯视着我瘦小的身影。街道两旁出现了一些低矮狭小的店面。我的目光，被摆在一家小店门前的摊子吸引住了。摊子上有几只箩筐，里面盛着很多诱人的零食，紫色的果丹皮，红红的山楂片，黑黑的炒葵花籽，还有金黄色的杏干……
我站在摊子前，犹豫了好一会儿，终于掏出口袋里的一角八分钱，从中拿出了两分，这是走路省下的。我买了一分钱的山楂片，一分钱的杏干。卖货的秃顶老头，伸出干瘦的手指，在两个箩筐里捏了十几粒干果，用一张旧报纸包好，塞到我手中。我快乐地捧着纸包，爬上了回家的公共汽车。
晚上妈妈下班回来，我把剩余的一分钱交到了她的手上，并说明了它的来历。从那以后，我至少两次听到妈妈向她的同事叙述这件事，她把这件事看做是我在雷锋精神影响下，勤俭节约思想的萌芽。
虽然我从来没有对妈妈提及那次冒险的潜在动机，但我仍然记得那个星期六的下午，当我站在高大的城门楼阴影中，盯着车马稀疏的街道，期待从天而降然而终未出现的某个朝我走来的陌生人时，心里那无法言说的失望。
雯决定让女儿每星期日晚提前返回学校，是源于家中日益紧张的气氛。
虞诚的母亲那时已快七十岁了。自从解放后，她孤苦的日子算熬到了头。她被衣锦还乡的儿子接到北京，住进了崭新的公寓楼房，花甲之年，开始熟悉抽水马桶，电灯、电话。
在婆媳相处的初期，雯对老太太，确实做到了以诚相待。虞诚关于母亲被逼跳崖的那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回忆，令她肃然起敬。
雯用自己的工资，为老人买来各种质地讲究、花色大方的衣料，还有老年人爱吃的甜软零食――山楂糕、栗羊羹、茯苓夹饼、伊拉克蜜枣。老人过生日了，她把老人领到照相馆，给老人拍下了平生第一张巴掌大的、正襟危坐的肖像。休息日，雯把老人领到口腔医院，坚持为她镶了一口假牙，以便老人能够享受雯从老字号食品店买回家的各种美味佳肴。
雯一直怀疑，老太太对她的介入，原本并不情愿。恐怕她更希望儿子娶一个文化不高但老实贤惠的姑娘吧。但在虞诚的劝说和雯的努力下，老太太最终还是接受了她。
雯相信，自己的右派身份，使老太太重新开始对她冷眼。
虞诚的母亲从邻居的议论中，得知儿媳成了“油派”。老太太虽然目不识丁，不懂得“油派”或者“盐派”的含义，但是看到雯被送到农场去下苦力，她就立即悟到了这个称呼的严重性：“油派”，是一副丢人现眼的顶戴，儿媳必定是做下了公家不容的坏事。
解放初期，老太太尚在家乡。她目睹了国民政府时期的保甲长，还有不少有钱有势的富人，要么被枪毙，要么被关押，要么被送去做苦工，却被称为“劳改”。因而，在虞诚离婚的挣扎中，老太太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