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会战结束，人家本来就是战胜者嘛，我们还有什么话说！”邵力子说。
张治中一看蒋介石的脸色阴沉了起来，连忙转移了话题。
“今天主要是听民青两党的意见，我们党内改天再谈吧。”
在当天的日记里，蒋经国写道：“邵力子公然主张‘无条件投降’。”
1月17日上午9点，国民党中政会讨论和谈问题。蒋介石没有参加，由孙科主持。在会上，邵力子、张治中主张与中共和谈，谷正纲、张道藩主张继续跟中共作战， 双方唇枪舌剑地争论了半天。从此，邵力子、张治中被视为“国民党主和派”。
1949年1月17日上午9时，天空晴朗，没有风。一辆吉普车驶出了解放军控制的通县五里桥，驶向傅作义军队控制的清河镇。邓宝珊、刁可成和苏静坐在车上。两旁 光秃秃的树飞快地向后掠去。邓宝珊回去的心情比来时轻松了许多，觉得车子也跑得轻快。苏静则感到了肩头上的一份沉重。
“这次谈判气氛很好，又顺利达成了协议，真是难得呀！那封信嘛，我们几个昨天晚上商量了一下，决定还是先不交给傅先生，免生意外。”邓宝珊说。
“交不交，何时交，由邓先生定夺。只要对事态的发展有利。”苏静说。
邓宝珊会心地向苏静点了点头。他知道，苏静的意见绝不是他个人的意见，昨夜他一定请示过上级了。
1949年1月17日上午10点，中国国民党政府驻苏联大使傅秉常西装笔挺，皮鞋锃亮，一分不差地来到了苏联外交部。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约见他，也不知是什么事 。反正最近国内的战局很不妙，军人们就像传染上了瘟病，连连告警。外交部来电让他盯着苏联对国内请求其调停内战的1月8日照会的答复。从时间上来估计，八 成是苏联政府对国内请求其调停内战的照会有了回音。
对于这件事，傅秉常自己觉得有一点儿“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意思。得势的时候完全趴在了老美的身上，肆无忌惮地反苏，现在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上，又 求人家出来帮忙。苏联不幸灾乐祸就是好事，还能指望它帮多大的忙呢？
一见面，维辛斯基没有一句寒暄，就公事公办了。
“大使先生，我奉苏联政府命令，向您转交苏联政府对中国政府请求其充当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和平谈判调停人的书面复函。”
“谢谢外交部长先生。”
维辛斯基客客气气地双手拿着复函，傅秉常恭恭敬敬地双手接过复函。
“那贵国的意思是……”傅秉常想从维辛斯基的嘴里掏出一点苏联政府在外交辞令之外的意图，现在，这是国内最急于知道的。
“苏联政府一贯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不认为充当上述备忘录中所说的调停人是适宜的。……恢复民主的、爱好和平的中国国家统一，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 ，而统一的取得主要应通过没有外国干涉的有关方面直接谈判和依靠中国内部的力量。”
维辛斯基完全是一副职业面孔，就像学生背书似的机械地动着嘴巴，一连串的俄语单词像连珠炮那样不停顿地流了出来，都是复函里的原话。这家伙，都这把年纪 了，记性真不错！傅秉常想。
1949年1月17日中午，在北平新华门对面的北平参议会，召开华北七省市参议会讨论北平问题。参加会议的除了七省市参议长、北平市长、国民党驻北平军队的将官 、一些记者，还有一些中统、军统特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