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上没有多少行人，净是街垒、路障，两辆车摇摇晃晃地来到宣武门。高大厚实的城门紧闭着，几个持枪的士兵在这里守卫，枪上的刺刀看上去很锋利。
“劳驾，长官，请开开城门！”司机说。
“干什么去？”问话的挎着个盒子枪，领章上有两个豆豆，看样子是个连长。
“我们是北京大学的，到南苑机场。”胡适坐在车里说。
“不知道两军正在交战吗？不行！”这军人很横。
“我是胡适之啊！”
胡适只好亮出了自己的名字，以往在任何情况下，这都是最好使的通行证。
“什么胡氏李氏，不认识！上峰命令我们，不许放任何人出城！”
“我是北京大学校长！”
“笑长，哭长，我只认识营长！”
“你们的最高长官是不是傅宜生……”胡适忽然想到下层官兵不一定知道傅作义的字，连忙改口，“傅作义？”
“嗯……”连长想了一下，“是啊。”
“这里有电话没有？我给他通个电话。”
连长打量了胡适一下，然后向稍远处一指，那里有个木制的岗亭。
“在那儿。”
胡适推开车门，走出汽车，走到那个岗亭里，抓起了摇把电话，一通狠摇。
“铃……”电话响着，对方没有接。
又是一通狠摇，摇把像是都要吃不住劲了。
“你慢一点，别把电话摇坏喽。”连长说。
“铃……，铃……”还是没人接，好像电话线那头儿的人都死光啦。
“你找谁？”胡适都要绝望的时候，忽然听到比蚊子声大不了多少的声音。
“找找找……”胡适好像听见了救星，激动得口吃起来，“傅长官作义。”
“你开什么玩笑！”对方咔的一下把电话挂了。
然后，任胡适摇下大天儿来，也不再有人接电话了。
胡适忽然觉得自己很迂腐，岗亭的电话怎么能通到总司令呢。可是，连长说什么也不肯通融。没办法，“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只好打道回府了。
回到胡府，天已经完全黑了。
“寅恪兄，”胡适说，“今天你们全家就住在我这里。晚上我跟傅宜生联系一下。明天如果再走不成，那我就决定不走啦。因为走得太急，没人帮我料理必带的书 籍、稿件，使得我这皮箱里，只有几本《 水经注 》和正在撰写的研究《 水经注 》的文章，而《 中国哲学史大纲 》中卷的手稿因不在手边都没有带上，唉…… ”
吃完晚饭，胡适给傅作义打电话，一拨就通了。
“您找谁？”一个很客气的声音问。八成是副官。
“我找傅长官宜生。”
“您是……？”
“我是北京大学胡适之。”
“您等等。”对方更加客气。
“适之先生，有何见教？”一听就是傅作义的声音。
“宜生兄，教育部派飞机接我和陈寅恪两家南下，飞机今天下午已经停在了南苑机场。可是，我们到了宣武门，那里的守军不放行啊！”
“哦……”傅作义不做声了，显然在思考着什么。
“宜生兄，如果不是特别让您为难的话，您得帮帮忙啊！”胡适恳求着。
“这样吧，”傅作义决断地说，“明天一早，您到中南海来换乘军车。”
“那……到了宣武门，不会再让我们吃闭门羹吧？”胡适心有余悸。
“放心吧，我亲自下令，一定让他们开门放行。”
放下电话，胡适舒了一口气。真是“阎王好斗，小鬼难缠”啊！
1948年12月15日，蒋介石派张群、张治中、吴忠信到傅厚岗，与李宗仁洽商蒋介石下野问题，达成了非正式的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