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明白了！”松辽那边回答得很响亮。
读者是否意识到，此时的将军部长心目中已经开始在酝酿一场共和国空前的建设大战了！从来到石油部后，将军经过相当一段时间对克拉玛依、柴达木等油田的实地考察和调查研究，早已认识到，中国的石油之战，再靠过去分散兵力在这一处掘几个孔、在那一处再搞几块地普查勘探一下，或者像西方的公司式开发是不可能大有作为的。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才10来年，完全的计划经济形式也不可能让他采取西方式的石油开发模式。那么可以选择的只有一种：利用社会主义的优势，集中兵力干大事。而石油工业的特殊性，又使他非常自然地想到了用军事手段、军事艺术和军事思想来完成和实现这样的大作战计划，便成了毫无疑问的最佳选择。
这是余秋里娴熟的一门指挥科学。他在战争年代，从毛泽东和贺龙、彭德怀那儿学到了很多东西，当然，更多的实践是他自己的。关于余秋里在军事科学上的独特才能，我听过专门研究过他的军事专家们说：余秋里的本事在于他既有纯粹军事家的那种决断勇气、敢打敢冲和战之必求胜的战将风范，同时又有政治家的那种善于把握战斗人员的思想、觉悟，并通过行之有效的政治鼓动，使每一个参战人员时刻处在自觉自愿的高昂斗志状态的政治韬略。
川中一战，余秋里在毛泽东和全国人民面前丢过脸面。但对余秋里个人和对后来的中国石油事业来说，真是难得的一份宝贵精神财富。
华侨饭店会议吵得很厉害，有人认为按余秋里的脾气，必定会把那些不听命于他、在关键时刻另有小九九的下属，以最严厉的方式来解决他们的问题。但将军这回没有，他镇静自若地驾驭着整个石油队伍的方方面面，以细致、耐心、实事求是和体谅、理解的工作方法，让人心服口服，最后达到他愿望的那种“万众一心，所向披靡”的目的。
好了。队伍不再是你行你素、我行我素的散沙一盘了。情绪高昂的战前准备已就绪。现在只等一声令下了。
战令好下，但“敌人”在哪儿？“敌人”的兵力有多大，又以什么方式采取行动？余秋里现在需要亲自决断――川中经验已经告诉他在没有弄清地下情况时，他的“石油之战”就不能发令。
战前的侦察是最必要的。布孔打井的勘探普查，是“石油之战”的基本侦察内容。余秋里因此特别关注新布下的几十口井，尤其是地质部现场地震资料所显示的那个“大鱼盘”――长垣构造上的那56口井。这是余秋里为了继续论证松基三井的出油是否真的稳定和高产，更为的是确定松辽是否真的存在大油田。
“老康，应该再派技术力量往那儿去，只有吃透吃准那边的地下情况，我们才能决定行动决策。”余秋里急切和焦虑地一次次找来康世恩，催促他调集更强的力量到松辽那边去。于是康世恩迅速把石油部几位技术“大将军”张俊、翁文波、李德生、童宪章等全部派到松辽前线，与已经在那儿的张文昭、杨继良、安启民、武依民及从苏联留学归队的胡见义、崔辉、李葆青等会合，展开技术评估松辽的“侦察尖刀行动”。这些技术专家来到前线后，分组行动，有合有分地死死盯住每一口勘探井的钻探进展，一有情况，立即汇聚一起研究分析。
即便如此布局，余秋里仍然不很放心。1959年12月26日将军部长风尘仆仆地踏上了松辽大地。也许谁也无法理解日理万机的他，为什么在本年度只剩下最后几天的时间，还要赶到遥远的北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