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功叙说得非常干脆和肯定：“根据已经进行的物探工作，我又和黄汲清等专家研究认为，松辽盆地是个面积约26万平方公里的新生代沉积盆地。其盆地的最深部位在中西部，可深达5000多米以上，所划范围之内均有较好的生油层和储油层。而且根据地质部长春物探大队所进行的工作可以初步这样结论：松辽平原上有几个构造中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现在的关键是要找到它，只是眼下我们定下的两口基准井形势有点不妙。这石油部你们是知道的。”
余秋里与康世恩交换了一下眼神，说：“老康，你说说两口基准井的情况吧。”
康世恩揉揉猩红的眼睛强打起精神。
何长工发现了，说：“康世恩你是不是昨晚又开夜车啦？”
余秋里解释：“他这过年三天，一天也没休息，天天跟几个技术人员在商量基准井的事。”
何长工忙向里屋叫道：“老伴，快把人家给的那盒蛋糕给端上来！”
老伴尹清平大姐一边应着一边举着一个大蛋糕进客厅。
何长工把第一块切好的蛋糕放到康世恩的手中：“快吃，不吃好睡好怎么能找出油呢！”
康世恩：“谢谢老将军的关心。”吃完蛋糕，康世恩顿觉精神了许多。他本想补充一下石油部在松辽一带做的先期地质工作，后来还是省去了，因为从分工而言，地质部对松辽的先期地质普查工作确实要比石油部多做不少，而且就技术力量相比，他们上有李四光、黄汲清、谢家荣这些大地质学家，下也有朱大绶、吕华、朱夏、关士聪、王懋基这些中坚力量，不用说像韩景行这样最先勇闯松辽平原，在荒蛮的北大荒上能找到油砂本身就是功勋卓著的表现。松辽有没有油，不仅仅是哪个部门的事，而是全中国包括毛泽东在内都关注的大事。过去美国人和日本人也都在松辽一带做过地质普查工作，但结论是“松辽无油”。是李四光、黄汲清、谢家荣和翁文波等首先指出了“松辽有油”的理论方向，特别是陆相地层生油理论的产生对松辽盆地找油产生的理论影响功不可没。
关于松辽油田――就是后来的大庆油田的发现问题上，曾经有过一场旷世的争议，这个争议到现在仍然没有结束。到底谁的功劳大，恐怕没人真正能说得清，但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那就是大庆油田发现，并非靠的力学构造理论，而是大地陆相生油理论。
康世恩是学地质出身的，他心里清楚，至少他清楚两件事：一是松辽即后来的大庆油田发现的理论依据是陆相生油理论，这个理论的最早提出者是潘钟祥教授和黄汲清先生。潘钟祥教授死得早，又没能参与大庆油田发现的具体工作，所以黄汲清和谢家荣及翁文波先生成为主要的陆相理论找油的实践者和论著者。特别是他们在1955年1月20日召开的全国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上，商定的《 关于1955年石油天然气普查工作的方针与任务 》中，就已经点明了松辽地区作为重点石油地质普查的对象，及一年后由黄汲清领导、翁文波等人参加的新中国第一份《 中国含油气远景分区图 》，更加清楚无误地划定了松辽地区是中国未来找油的主要方向，这张《 中国含油气远景分区图 》，现在只有一份保存在清华大学图书馆里。十年前在黄汲清临终几十天前我采访过他，他给我讲起此事，也明白无误地证实：“我国东部几个大油田普查工作是1955年初在当时地质部矿产普查委员会（简称‘普委会’）的直接主持下开始进行的。当时我作为‘普委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提出了把华北平原、松辽平原、鄂尔多斯盆地（即陕甘宁盆地）、四川盆地作为‘普委会’找油的四大重点地区。‘普委会’采纳了我的建议，并很快做了部署，开展了工作。我的建议是根据‘陆相生油’理论（这一理论是我国地质学家潘钟祥教授和我在40年代初期分别提出和发展起来的）和我的大地构造观点并结合我国多年来的地质工作实践而提出的。这一历史事实是‘普委会’广大干部、技术人员都知道的。在这之后，我又编制了《 中国含油气远景分区图 》，把上述四大地区用橙红色明确圈出……”（引自黄汲清于1978年1月11日写给邓小平的信）。其实关于黄汲清运用大地构造理论，最早肯定我国包括松辽等平原有石油的历史记载在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 百年石油 》一书的第162页有这么一段话：“从瑞士留学回来的黄汲清是我国最早涉及石油领域的地质学家之一，他在1935年就指出：‘据大地构造学理论，我认为中国的东北、华北、西北和西南地带都有可能储油。’”科学理论的先导作用的意义我们不用多说也会明白，因而历史和后来的实践都证明了松辽（即大庆）油田的发现，毫无疑问是与黄汲清、谢家荣和翁文波等老一批地质学家的陆相生油理论有着直接关系。在采访黄汲清的同年，我又有幸采访了石油部的翁文波先生，在提及发现大庆油田的理论贡献时，翁文波先生非常明确地告诉我：陆相生油理论确实决定和指导了大庆油田的发现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