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年的2月，余秋里被刘少奇叫去，当听川中情况后，刘少奇也很纳闷道：真是古怪脾气啊！要不真是可能地下的油是分散的，没有“大仓库”。
余秋里当时看着刘少奇满脸狐疑，感觉自己作为石油部长非常内疚。这是他第一次在组织和领导面前没有完成好任务。
现在是――1959年4月3日在上海召开的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会议期间，他余秋里又一次被毛泽东当众叫住，问的还是他的“最痛”。
毛泽东的问话声音不高不低，但对余秋里来说仿佛天打雷霆。他是军人出身，在自己的统帅面前，他无可回避，而且必须如实报告。
“主席，四川情况不好。”
毛泽东像是没有听清似的朝余秋里“嗯”了一声。
余秋里不得不重复报告：“报告主席，四川情况不好。经过勘探，发现那里的油层薄，产量低，下降快，我们没有找到大油田。”余秋里的头低得特别低，像犯了错的孩儿见长辈，直挺挺地站在那儿等待毛泽东发落。
“噢？那好嘛！既然那个地方找不到，就换个地方找。东方不亮西方亮嘛！中国这么大的地方，我就不信找不到油！”余秋里觉得毛泽东就在他耳边说话。
“是，主席。我们一定在别的地方找到大油田！”余秋里内心一阵激动，当他抬起头，想向自己的最高统帅发誓保证什么时，见毛泽东已带着他的同事走进全会会场了……
余秋里如释重负地深深喘了一口气。
川中啊川中，你个狡猾的敌人，我余秋里记你一辈子！
这场“遭遇战”后来真的让余秋里记了一辈子。在1994年出版的《 余秋里回忆录 》上他这样说：“川中石油会战，可以说是我刚到石油部后打的一场‘遭遇战’，也是转到石油工业战线后的第一次重大实践。在这次会战中，我们碰上了钉子，也学到了不少知识，得到了有益的启示，对我以后的工作大有好处。通过川中找油，我进一步认识了石油工业的复杂性。实践证明，一口井出油不等于整个构造能出油，一时出油不等于能长期出油，一时高产不等于能稳定高产。我认识到，石油是深埋地下、看不见、摸不着的流体矿物，因地而异，情况复杂，必须在不断实践中，取得大量的、能反映地下真实情况的第一手资料，经过反复试验研究，才能对地质情况、油层性质、油藏类型作出正确的判断，这是有效的勘探石油、开发油田的基础。川中会战战果不理想，原来预期的主要目标没有实现。那时我们把形势看得乐观了，把问题看得简单了。主要原因是经验不足，知识不多，主观认识不符合客观实际。总之，是我们还没有做很多工作，没有把情况搞清楚，就吹了牛，说这个油田不错，是大油田，说了大话。这是个很大的教训……总之，川中会战经验教训是深刻的。我曾对四川石油管理局的同志说：‘感谢你们四川，川中是教师爷，教训了我们，使我们学乖了。’”
几个月后，余秋里真的在松辽的大庆会战中，把川中“教师爷”一直请在自己的身边，每逢重大决策之前，他都要默默地请教一番“川中教师爷”，然后再决断千军万马是进还是退。
这里有两个细节要补充：在川中会战中被余秋里“拔白旗”过的四川局总地质师李德生，后来被余秋里一纸调令调到部勘探司任总地质师，他在大庆油田发现中建立了重要功勋，现在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身体健康，依然在一线工作。
另一位被批过的秦文彩，也被余秋里重用，后任石油部副部长、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余秋里在川中会战失败后不久的一次大会上，当众代表部党组向秦文彩道歉，并以一个将军的名义，给秦文彩敬了个正正规规的军礼。
李德生和秦文彩每每谈起这一幕往事，都感叹道：“秋里同志既是个好领导，又是条硬汉子，他一旦知道自己错了，敢于当众承认并立即改正，这一点在我们高级干部中难能可贵。”
还有一个重要内容需要补充：余秋里、康世恩领导的第一场石油会战――川中会战，在当年确实以失败而告终，并不是说这次实践没有意义。相反，他们的工作对一二十年后重新发现四川盆地的油气田打下了坚实基础。只是当年限于技术和装备的不够，执掌石油部的余秋里没能幸运地在当时逮住狡猾的“敌人”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