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姚姚那时候去电影厂贴她妈妈大字报的事吗？”我问仲婉。
“不知道。”仲婉说，“她那是自己去电影厂贴的，要不就是电影厂的人来逼姚姚去的。那时候，要是有人问你去不去贴家里的大字报，总是会去，因为谁都知道，那是考验你的时候。”
可要是那样的话，姚姚应该是做给音乐学院的人看才对。可连仲婉都不知道她有过去贴大字报的革命行为，这是为什么呢？我想起了小时候姚姚对妈妈的惧怕，对父亲的想念，青春期时她挨了妈妈耳光后平静的脸，想起了她不快乐的童年，想起张小小的话。
也想起了我小时候的一件事。那也是在姚姚和妈妈划清界限差不多同样的时候吧。我仍旧是七岁的孩子，把管教自己的人当仇人。在我的爸爸为了什么小事责备我的时候，我开始犟嘴，但我找不出理由来，于是我说：“我也可以和你划清界限，不要你管的。”记得爸爸那时马上停下嘴，过了好一会，他很轻地应了一句：“是可以的。”然后他什么别的都不说，就离开我的房间。我知道我逃过了一次责骂，也知道真的伤了爸爸的心。七岁的那个下午，我知道伤别人心的滋味真的更不好受。
姚姚是不是真的想要伤到她妈妈的心？因为妈妈曾经一次又一次伤了她的心，她在上大学以后，妈妈把她原来搭在餐室里的小床都拆了。那个家，好像只是妈妈和继父的。这些事，是不是也会化为姚姚的力量呢？她不再是那个站在妈妈身后继续打扇的女孩子了。
听说，文化大革命对许多人来说，也是一个报复的机会。在革命的洪流中，被卷在里面的许多恩怨的小石子，借着洪流的雷霆之力，以从未有过的力量击向前方。对姚姚来说，又是什么呢？听说，后来上官云珠问姚姚，她做的那一切，是有人逼她做，还是她出自内心，姚姚掉着眼泪，什么也没有说。
那一年的9月，北京南下兵团第七纵队一百二十六个人到上海音乐学院，他们在小小的，由一些散落在草坪和樟树边的洋房组成的校园里住了下来，号召学生起来打倒党委闹革命。燕凯和北京的学生在大门口的大樟树下大声演说，发动群众，他和许多干部子弟一样，以为自己终于等到了另一个像父辈经历过的革命大时代，自己终于可以像父辈那样做一番大事业，这样的感觉使得他们热血如沸。仲婉看着燕凯，他整天整天站在那里演说，直到声音完全嘶哑。后来他成了“抗大战斗队”的发起者。“抗大战斗队”是上海大学中最早的造反派组织，它不同于红卫兵组织的地方，在于他们是参加夺权，最终摧毁了党委控制，把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音乐学院中，有不少像姚姚一样的黑五类子女，不久，革命者把黑五类子女称为可教育好的子女。要是与家庭划清界限，也可以当红卫兵造反派。不久，在音乐学院的可教育好的子女中坚决要求革命的人，加入到“抗大战斗队”的外围组织“红战友”中。
姚姚和仲婉跑到教室里，像红卫兵那样，狠狠写了三天三夜的大字报。在这三天三夜里，她们俩商量决定，也参加“红战友”，造走资派的反。
“三天三夜不睡觉，不困啊？”我问。
“不觉得，真的不觉得，反而觉得过瘾。”仲婉笑着说，“平时看姚姚那种娇弱的样子，可她能熬得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