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次，他们也到这里来照相。大概是1953年夏天的某一个星期天吧，照片上的阳光很好，上官云珠的样子很轻松。即使是五十年代初的黑白照片，也能看出，那一天，天空一定很蓝，一点点树叶，白色石头的纪念塔和深色的青铜像，因为上海难得的蓝天而突然显出了爽朗的美。那是愉快的上午，从阳光照在脸上的方向可以看出来。阳光是从街心花园东面的白先勇家的花园那个方向过来的。那时他家已经离开花园四年了，他家园子里种的桃树和香樟树还在一天天长大，这样的情形就像是租界的梧桐树在1944年的夏天一样。晚上，他家的树散发着森森的树气，水池里的意大利喷泉不再喷水，静静的一汪水在晚上的月光下波光粼粼，池边的那些大理石的雕像开始积上了黑色的灰尘。在太阳照耀的时候，树和水的气味会铺陈在半条街上，也许那天，上官云珠他们一家，都能闻到那清凉的气味，闻着它们渐渐消失在炎热起来的阳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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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姚穿着泡泡袖的圆领裙子，开始升高的阳光扎得她睁不开眼睛，所以在她用力睁开的时候，连眉毛都一起抬上去了。她的笑里有一点害羞，一点自嘲，一点撒娇，而上官云珠在边上拉着她的胳膊欢笑，我想他们是开了和姚姚有关的什么玩笑，也许上官云珠和程述尧一起逗姚姚了。姚姚看上去有点幽默的样子，她没有像一般女孩子那样容易恼火。我相信这是上官云珠感到甜蜜的时候，她对姚姚凶，可她真心喜欢看到她后来的丈夫对她的孩子好。她也许也喜欢看到姚姚可以对程述尧撒娇，用长泾话叫他“爸爸”，尾音长长地卷上去。我想姚姚的笑是因为对着程述尧的照相机吧。
另外一张，姚姚站在妈妈前面，没有笑。姚姚的脸，让我想到了一个小小的保险箱。每次，我看到那些放在百货公司家具部出售的小号保险箱，总是想，这样的东西，一个强壮的贼，可以不用劳神先去打开，抱着走就是了。等到了他家，慢慢动手就是，那一箱子的东西全是他的。姚姚平静的脸就和小号的保险箱一样徒劳。
“你原来不是一个简单的孩子。”我对照片上的七岁的姚姚说。为一个真人的故事写书的时候，有时，我觉得自己能跟那个人谈话似的。这是不寻常的经历，你一直看着她的照片，一天又一天，一直看着，就好像能感到，照片上的那个人也看着你，等着你，问你心里在想什么。“没有了爸爸，是你心里最早的一块痛苦的伤口，你从来就和这个伤口一起长大。我想你是怨恨你妈妈的。她在你的生活里那么强大，要你没有爸爸，要你学你不喜欢的东西，要你做规规矩矩的小淑女，从小的皮鞋，都在蓝棠皮鞋店定做，在绝大多数上海女孩子只穿家制布鞋长大的年代里。你连玩的时候摔一跤都不可以。好多同样处境的小孩子都在心里暗暗想过报复的事，你想过吗？要是你在书上读到过沉香的故事，你会想要把故事里面的妈妈换成爸爸吗？但你那幽密的心思里，不会没有为自己有名的妈妈骄傲的一面吧，我想你也是高兴有这样一个妈妈的。你这小小的保险箱。”
1952年，全国开始反贪污、反腐化、反盗窃的“三反”运动，每个单位都清查自己单位的职工。新中国成立了，百乐门舞厅因为生意过于清淡而关门，因为舞客都不愿意去了，舞女也改行了。会乐里的妓女一批批地被送去改造，连林森中路上咖啡馆的老板都自觉不合乎新社会简朴单纯的生活方式，准备将咖啡馆改为饮食店。人人都认为，新社会像新生儿一样纯洁，有人贪污公家的东西，有人爱上别人的妻子，有人偷东西，有人像旧社会一样打扮，还戴钻石戒指出来，被人公开出来，那就是臭不可闻。那其实是一次对整个社会风化严厉的肃整，上海日常生活中的讲究自在，也成为污浊隔宿之气。那是上海的第一次全民纯洁化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