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告诉我一些1944年上海夏天的事好吗？最普通的事，天天都会在生活里发生的事。”我对一生都在上海度过的老人魏绍昌说。
这是距1944年五十六年以后的春天，这天下着雨，室内有着上海雨天淡灰色的天光，屋角的颜色会要深一点，像是纸烟的烟灰，带着点点斑驳。而窗框的影子在墙壁上变成了一团模糊的斑迹。过不惯多雨的上海春天的人不能体会到那样的天光里如烟云的柔和，于是也很难体会在带着潮湿雨气的柔和里有很轻的感伤。这种绵长的雨，从来不会有人真的知道什么时候会停下，也不知道天气预报里预报的春雷会什么时候来，那将是今年的第一声春雷。那是一个合适问到1944年的天气。这个老人有很好的记性，他还记得1932年日本人炸闸北宝山路上上海商务印书馆那天的情形。日本炸弹炸毁了当时东亚最大的图书馆和印刷厂，大火在宝山路上熊熊燃烧，被烧毁的纸在二月的东北风中向市区漫天飘来，像黑色的雪片，而那其实是四十万册中国书，包括近六万册的善本书，以及纸库里准备印书的纸。黑色的纸灰整整落了一天。南京路上把衣服晾在外面的人家，衣服上落满了纸灰。他的脸上在说着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有着一种类似微笑的神情，他抬着白发斑斑的头。然后，你就会发现那样的神情原来不是微笑，那是对往事无边的忍耐。
他对我想要知道1944年的事有点吃惊。
“是为了写书呀。我要写的那个人出生在这一年。”我说。
“想要多知道一点真实的细节，在历史书，在报纸上，在伟人的传记里和回忆录里都看不到的东西，因为我要写一个普通人。”我说。在我的感觉里，她的故事就像沾在历史书上的一粒灰尘一般，但我想要做的是，让她成为一粒永不会被抹去的灰尘。
“是啊。那是需要的。”他说。
1944年，他是一个二十三岁不到的青年，已经结了婚。他在中一信托公司做职员，虽说是银行职员，但并不需要在上班时穿西装，他大多数时候穿长衫上班。
“是灰色的吗？”我问。
“有时是褐色的。”他想了想说。啊，原来那时的上海青年也穿褐色的长衫。
“1944年的夏天么，上海是在沦陷中，在沦陷中。南京西路上的大华电影院里放的全是日本电影，像轰夕起子、高峰秀子和坂东起三郎的电影，也演出中国和日本合拍的《鸦片战争》，因为当时英国是敌对国。你说滑稽吧。”他告诉我说。
虽然已经有半个多世纪历史的法国租界，已经消失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炮火里，可按照当年法国人的城市规划在人行道边种下的梧桐树，还在一年年地长高。春夏时，它们绿色的、宽大的树叶以毫不知情的恣肆拼命地长着，遮蔽了整条整条的街道。冬天，等树叶变黄，发脆，成批成批地落下，连在夜里被街灯烤着、最晚落下的那些树叶也全都掉了以后，能看到树枝上有一串串淡褐色的小蛋粘在那里，那是刺毛虫留下的籽，它是翠绿色的爬虫，春天时长大，住在梧桐树上，夏天的时候它把背上的小刺扎到人身上，看不见，可是摸上去，那一块皮肤让人痛痒难耐。夏天，从菲律宾海面上生成的台风会影响上海，台风来的时候，大风大雨把它们从树上扫下来，大人孩子见到了，都恨得用鞋底去碾。它们的体液是黄绿色的，在人行道上小而粘稠的一汪，慢慢干在阳光里，在地上留下了黄绿的、微微泛光的颜色，像打翻的毒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