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工总党委书记坐在高佑民身边，他也觉得太过分了，他碰了碰高佑民的手臂，低声提醒道：“老刘工作有错误，您可以在小范围内批评他，现在当着这么多群众的面，您还是先让他坐下，否则，他今后怎么工作啊？”高佑民坚决地说：“不行，就是因为这几千双眼睛盯着他，我才要他站在台上说清楚。可惜这个礼堂还太小了，只坐得下几千人，应该让全市几百万人都这样盯着他，我们不总是说要让人民监督我们吗，这就是监督。我也不能坐在这里了，我也要站在台上，让这几千双眼睛看得更清楚一些！”
高佑民看似粗暴简单的工作方式中却有许多出人意料的细致微妙，他站起来这一招还真够损的，搞得那些在主席台上坐惯了的领导们一个个屁股都坐不住了，都站了起来，当着几千群众来了个集体罚站，无形中又给了刘一鸣一点面子，有这么多人陪着他，就比刚才像个人民公敌似的孤零零地站着要好受得多，心里也平衡得多。连死刑犯也是这样，一个人挨枪子儿时心里觉得特惨，两个人一起挨枪子儿，就不觉得那么惨了，至少这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和自己遭受了同样的命运，扯平了。高佑民把这台上站着的每一个领导都一一作了介绍，谁叫什么名字，担任什么职务，管什么事儿，连肠子肚子一块儿兜底翻出来，冤有头，债有主，都亮相了，你就知道你的问题该找谁去问了，你的冤该找谁去申了。申了还不行，能解决的现在就解决，不能解决的限期解决，只要是不违背法律和政策的，一律解决。
第一个问题得到解决的就是张国梁。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刘一鸣一点马虎眼也不敢打了，他当场表态：“我马上派人去查，犯到哪里，判到哪里。”他刚把话说完，市城管大队长赶紧追上了一句：“不用查了，是我手下的人犯的事，散了会我立马就把那几个家伙给你送过去。”
阴云笼罩的会场就这样被激活了，变得热烈起来，激昂起来，像一锅被熊熊炉火烧开了的水。这有点像是土改时的斗地主，是对一个社会的总清算。解放这么多年了，这些当官的，平常都干了些啥事，或应该干啥事，在广大群众的眼里也还带有地下党隐蔽的性质；现在一下子都站在明处了，亮了相了，被几百瓦的灯泡照着，又被这几千双雪亮的集中在一起的目光照着，一个个额头上直冒热汗，只想快一点把要解决的问题解决掉。但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在这一天了，一天实在太短了，会开到天黑了好久还没法散。
人群中突然响起了一个很尖锐的声音：“邹含之什么时候放？”
刘一鸣不动声色地拿眼去瞅高佑民。
高佑民说：“你瞅我干吗，问你呢，老邹可是你抓起来的！”
刘一鸣没想到高佑民会来这一手，一下就撕开了真相，也彻底推掉了责任，台下多少双眼睛都紧紧地盯着，听着呢，一下都哗然了，原来邹含之被抓与高佑民没有关系啊，原来抓他的是这个公安局长啊。刘一鸣的脑袋嗡的一声就大了，他不停地用衣袖揩着额头上的汗，狮子鼻孔又开始一翻一翻的了，“这个，这个……”刘一鸣嗫嚅着，“这个我怕是做不了主，我还要请示市领导。”
高佑民厉声问：“你说清楚一点，究竟要请示哪一位市领导？我算不算个市领导？我现在就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的身份命令你，把邹含之同志放出来！”
台下爆发出一片热烈的掌声，刘一鸣的心脏都在跟着颤抖。他没想到，他估计薛村也没想到，高佑民会来这一手。放？还是不放？刘一鸣索性把厚厚的大嘴一闭，跟条犟牛似的，死不开口了。有一条底线他是无论如何要守住的，他不能出卖薛村。但高佑民今天是攥紧他的牛鼻子不肯松手了，他逼着问：“你是不是要把责任推到薛村同志身上？那好，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这是极其富有挑战意味的一招，刘一鸣的神色立刻慌乱了，他这不是要把薛村从幕后推到前台来吗，让他来个缺席罚站吗？薛村肯定会怪刘一鸣把他给卖了。刘一鸣没想到表面上大大咧咧的高佑民竟会是这样一个博弈高手，一步步把自己逼进了绝境，逼得他没有退路了。刘一鸣的脸像两个面袋似的垮了下来，额上的青筋一根根地像蚯蚓般蠕动着。他只有反扑了，只能以进为退了。他嚷道：“好！你能代表市委和政府吗？你能代表，你就签字，我马上放人！”
高佑民早就防着他这一招，叫了一声好，就把手伸到背后去，立刻就有人给他递上了纸和笔。他刷刷几下，写完了，又当众念了一遍：“我代表市委和市政府，命令市公安局局长刘一鸣在一个小时之内把邹含之同志从看守所放出来。我负责，高佑民。”
大概还没有哪一个领导把字签得如此详尽周到，如此硬，只有高佑民才做得出。他刚一念完，台下就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高佑民的确是一个能创造奇迹的人，他把每个人的血液都搅得沸腾起来了，也把一些异常牢固的东西在顷刻间冲刷得土崩瓦解泥沙俱下了。
高佑民又发出了最后通牒：“你可以走了，刘局长！”
刘一鸣紧紧地攥着高佑民写的那张纸条，像攥着一个什么生死攸关的把柄，他扭动着肥胖的身躯，想要走快一点却怎么也走不快。不仅仅是肥胖的缘故，在台上站了这么久，脚都站麻了，一时还没找到走路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