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含之本人就是一个人才，清华大学建工系毕业的高材生。可惜的是，他毕业在知识分子走麦城的年代，英雄无用武之地，被发配到市一中教了几年几何。还多亏了薛村，一手把他调进市工总来的，从工程师干起，一直干到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两年前公司总经理因贪污罪被捕，又是薛村亲自点将，让连个党员都不是的他，走上了总经理的岗位。但专业他一直没丢，他把公司里的行政事务都推给了党委书记，自己还是抓业务。如果说鹭鸶湾立交大桥的那次中标市工总确实占了一些国有企业的便宜，但干出来的活儿绝对漂亮，工程是第一流的，不但评上了国优，还为市里节省了上千万元，比预算还要低。你换了方友松这种唯利是图的投机商干干，他们报价是低，却偷工减料，等工程做到一半时就开始要求追加预算了，你不加他就不干，给你扔下一个烂尾工程。活儿没到手时他求着你，喊你做爹做娘，给你磕头下跪，活儿一到手，你就得喊他爹喊他娘给他磕头下跪了。这也是邹含之时常要给那些个当市长、副市长的人敲的警钟，当然不会当着这么多的人敲。在邹含之眼里，他从没有把薛村、高佑民看做什么官，薛村是他的老同事，高佑民是他的老同学，要不他也不会在高佑民面前显得这样放肆。高佑民在念书时还常抄他的作业呢，你摆官架子，摆得出来吗？
邹含之是很有那么一点嘉道之际的士林风尚的，既想扮演社会与时代的先觉者，又不愿放弃现行体制给他的优越感，他最佩服的人是魏源，想要化解严峻的现实危机，渴望获得社会参与和贡献智慧才能的机会。他是一个有境界的人，这境界是方友松这种暴发户永远也无法达到的。这样的一个人虽说当了老总，骨子里也还是一个读书人，清清高高的身子骨，戴一副金边眼镜，鞋子一脱却能看见袜子上的破洞。举手投足如漫卷书页，洋溢着一股谦谦君子之风，笑起来却又憨憨的。对人很尊重，尤其是对那些社会底层的人，那些弱势群体。他尊重的是人，不是你的地位你的官帽儿。但你要把他惹火了，发起脾气来可不得了。是那种“威武不能屈”的大脾气。
邹含之今天开会差一点迟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本公司一个叫张国梁的下岗职工挨打的事和公司党委书记吵架。张国梁为了自谋生路在路边摆了一家卖水果的小摊子，刚摆出来就被城管人员一脚踢翻了，张国梁不服气地分辩了几句，那边就动手打人了，脑袋都打破了，算是流血事件了。张国梁去公安分局报警，分局却说头上的伤是明摆着的，又不要侦查，要他直接上法院起诉。张国梁找到法院，法院又要他去找司法局调解，说这是民事纠纷，够不上判刑。张国梁找到司法局，司法局又要他去找城管支队直接申诉。一位挨了打的下岗工人变成一只烂皮球，被这么多执法部门踢来踢去踢了大半年。
这事邹含之知道了，不是他不过问，是张国梁看他太忙，没找他，找的是公司的党委书记。今天一早，邹含之出门开会，恰好碰上了张国梁。邹含之问他事情处理好了没有，张国梁说算了，反正伤也好了。看了张国梁脸上那一脸无奈的神情，邹含之才知道这事还没处理好。他立刻给公司党委书记打了电话，没想到书记和张国梁说话一个调子，说算了吧，反正伤也好了。邹含之的脾气一下子上来了，他质问书记，如果打的是你，你会算了吗？如果打的是你儿子，你会算了吗？邹含之说，一个下岗工人为了公司的利益而下岗，已经作出了牺牲，但他还是公司里的一员，他挨了打就是咱们公司被人打了，就得去为他讨个说法。要不，那还要这个公司干吗？要你这个党委书记干吗？
两个人在电话里就吵了起来。吵了一会儿书记气急败坏地赶来了，扔给邹含之一串钥匙，说这是党委办公室的钥匙，我不干了，你就书记经理一肩挑吧。这不是明摆着寒碜邹含之吗，他连个党员都不是，能当党委书记？两个领导越吵越凶，反而把张国梁搞得挺尴尬的，只好当起了和事老，他劝了邹含之，又去劝书记，劝了之后还要为自己澄清一下：“书记啊，我可没说什么，这事儿是邹总主动问起来的。”张国梁生怕书记有什么误会，生怕得罪了书记。
邹含之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又好笑又好气，他对张国梁真有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了。他怕什么呢？农民还怕开除他的锄头把儿，一个下岗工人有什么好怕的呢？连锄头把也没有了，真是。他这样想着忍不住就笑了笑。苦笑。
邹含之一笑，刚好被高佑民无意间瞥过来的目光看见了。高佑民这时正讲到要动真格，一说动真格邹含之却笑了，这就有点满不在乎的味道了，无所谓的态度了。高佑民无心计较他这样一笑，倒是暗自替邹含之担心起来。高佑民内心还是希望市工总中标的，他一口一声要动真格，还是寄希望于全市国有建工行业的这个龙头老大动真格，以绝对优势中标，把全市的第一号大工程牢牢地攥在手里。这也是时下领导很复杂很矛盾的心理。他们也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发展，却又对国有企业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血缘亲情，就像总被一条无形的脐带连着，不说呵护备至，还真有点割舍不下。可邹含之却是这样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你个邹含之不会还在做那种背靠大树好乘凉的美梦吧？
高佑民的眉头一点一点地拧紧了，话也讲得越来越硬。他已经是用牙齿在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