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也认为大秧歌登不了大雅之堂，认定大秧歌为东州文化之魂有失偏颇。然而廖天北就是我的庙堂，命运要求我必须对他马首是瞻。自从我跟上他以来，那个一直纠缠我的哈姆雷特式的问题“做自己，还是做一个模仿者”，在我心目中似乎有了清晰的答案。我的体会是命运为每个人都设计好了身份，你只能成为身份，却成不了自己。但廖天北却偏偏要做自己，以至于根本没有参加罗立山主持的常委会。这让罗立山大为恼火，很快《东州日报》就成了讨伐秧歌节的阵地，一篇篇犀利的文章对秧歌节大加诟病，恼得廖天北看了报纸后，每次都将报纸撕得粉碎。那天我刚将一份会议纪要写好，想请他过目，正赶上他看了《东州日报》的文章发脾气，便小心翼翼地给他出了个主意：“何不做一做省报的工作，刚好省报要搬迁，看上了市中心一块地，正想打您的主意呢！”廖天北听罢一双小眼睛顿时一亮，迫不及待地问：“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我告诉他，我的大学同学欧贝妮是省报的骨干记者，深得社长和总编的赏识，如果我们用那块地做文章，迫使省报发出声音，市报必将有所收敛。我的这番话说得廖天北紧蹙的眉头立即舒展开来，他用非常赏识的口吻说：“在智谋方面，你总是比郭鹤年棋高一着啊！”他不仅采纳了我的意见，而且还叮嘱我私下里做一做欧贝妮的工作，让她写文章时多下点工夫。我诡谲地告诉他，我让贝妮怎么写，她就会怎么写。廖天北听罢，像是从一个不属于自己的躯壳内跳了出来，露出了如释重负的微笑。一个星期后，欧贝妮以一篇《啥节也不如秧歌节》的文章有理有据地论述了“原生态”文化的重要性，文章称，在漫长的岁月中，土生土长的东州大秧歌已经形成了粗犷、豪迈、火爆、热烈、欢快、强劲、自由、奔放的艺术个性和鲜明的地方民族风格，是地地道道的民间舞蹈，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完全可以代表东州“原生态”文化的魂，吸引全世界的民间舞蹈到东州来，进而形成诚招天下客的良好局面。由于省报发出了声音，廖天北很快在舆论上占了上风。他不失时机地抓紧筹备秧歌节，一个月后，终于在黑水河体育场开幕了。尽管罗立山对秧歌节憋了一肚子气，但他还是如约参加了开幕式。在开幕式上，我观察与廖天北貌合神离的罗立山，竟然觉得他活脱脱就是廖天北的另一个我，一个向往做他人的廖天北。我不知道廖天北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反正我经常会觉得自己变成了两个人，一个向往做他人，一个向往做自己。我认为每个人都是由两个我组成的，只不过有的人的两个我尚被困在一个躯壳内，有的人的两个我已经变成两个人同时存在。
秧歌节成功举办后，我在廖天北心目中的地位提升了。也许我是多心了，我总觉得郭鹤年心里很不舒服。我是个经历过风雨的人，深知今天的位置来之不易，郭鹤年在廖天北当副省长时就给他当秘书，两个人的关系亲如父子，无论如何我都不能让郭鹤年对我有想法，一旦郭鹤年在廖天北面前给我进谗言，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我请郭鹤年吃饭，还特意叫上了孙小波，在市长秘书当中，他们俩的关系是最好的。为了能让郭鹤年开心，我特意给在派出所当所长的大学同学马杰打了电话，想让他在辖区内找个寻开心的地方，我的本意是找个有小姐的歌厅，大家放松放松乐和乐和。马杰却说，这段时间风声紧，还是不去那种地方为好，不如找一家上档次的海鲜坊热闹热闹，一切由他来安排。我逗趣地说：“男女搭配，喝酒不醉，能不能找几个女的？”马杰别有深意地说：“干吗不叫上贝妮呢？她一个顶十个。”一句话点醒了我，秧歌节贝妮帮了我大忙，我正想请贝妮吃饭，想好好谢谢她，这顿饭刚好是个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