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爆炸停止了，上去救人。现在冲上去只能是牺牲，不起任何作用！”雷教导员说。有几个战士跳下汽车，欲往火灾现场冲，雷教导员挡住他们，大声吼：“站住，没有命令谁也不许上去！”战士被他镇住了。直到爆炸声彻底不响了，雷教导员才对我说：“一班长，随我上去，看看汽油桶炸完了没有……”
战士们上去后，将烧焦的尸体一具具抬出来，摆在公路边的冬田里。只有一个活着的也被烧成重伤，在送医院的路上也牺牲了，一个建制的步兵连就这样全部牺牲了。那天，现场抢救完毕，雷指导员对我说：“杜光辉，我可能要被送上军事法庭！”
“为什么？” “见死不救，在战场上是要枪毙的。就是和平年代，也逃脱不了罪责。”
“就是让部队上去了，又能怎么样呢？能救回那辆汽车还是那几十桶汽油？只不过又多添了几十具焦尸而已。” “你还年轻，不懂。”
当天晚上，上级就派来了调查组。三天后雷教导员被调查组的人摘去手枪，押回部队。我们也由另一个连队接替了拉练任务，回到营房接受整顿。通报下来了，两支部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支步兵连队在遇到国家财产遭受损失的紧急关头，连队首长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不怕牺牲，奋勇向前，无一退缩，全部光荣牺牲。而另一支同在事故现场的汽车连队，带队首长却下命令向后撤退，没有一个人奋勇向前。于是，那支全部牺牲的连队荣立了集体一等功，而我们连队却成了贪生怕死的反面典型。雷教导员被军事法庭收押了，连队三年以上军龄的排长、班长、副班长，年底全部复员，部队的士气低落到了极点。当时我是副班长，也应该是复员对象，雷教导员在交代问题时给人家说，杜光辉当时坚决请战，是他用命令制服我不能冲上去。于是，我没有复员。半年后，解放军报社来了一个记者，就住在我们班，闲聊时说出这件事，他竟说在这个问题上你们雷教导员没有错误呀，还应该记功，是他挽救了你们这支汽车连队，就写了个内参报上去。半个月后，北京又来了调查组。两个月后，雷教导员被放回来了。在处理雷教导员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作为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临阵脱逃，从本质上丧失了军人的资格，必须军法从事。另一种意见认为，那个步兵连在指挥员的错误指挥下，白白地丧失了一个建制连，汽车和汽油照样没有抢救出来，属于鲁莽和不懂科学。雷教导员冷静地让拉弹药的汽车退到安全地带，保存了汽车、弹药，也保存了战士们的生命。第一次处理雷教导员是前一种意见占了上风，这一次处理是后一种意见占了上风。决定恢复雷教导员军籍、党籍，但职务由教导员降为指导员。
“指导员，他们都带有冲锋枪，子弹又那么充足，不会出问题……”我劝慰雷指导员。猛然，想起了仁丹才旺，让他坐进驾驶室说些别的话题，就可以转移雷指导员的思维，就说：“指导员，把仁丹才旺叫下来吧，驾驶室比大厢暖和多啦。”
仁丹才旺钻进驾驶室，问我：“杜班长，王勇刚和李石柱呢？” “指导员派他们到前边的道班求援去了。”
“这样非常危险，冬天有很多饿狼，我们到了冬天的夜里都不敢离开帐房。”
“必须有人到道班求援，不然我们这几百号人会全部冻死在这里。”雷指导员的声音仍然十分低沉。“才旺，不会出现意外。他们带了两支抢，有充足的子弹，就是遇到狼群，也不会有危险。”我说给仁丹才旺听，实际上是在安慰雷指导员。“我去接他们，万一有狼群，多一个人也好对付，我到车厢上取枪。”仁丹才旺说着就要开门出去。他原来有一支叉子枪，用的七九步枪，是县武装部配发的。由于七九步枪和我们部队的枪支不一样，无法提供子弹。出发前，由省军区统一给向导们配发了半自动步枪，子弹由测绘部队供应。雷指导员抓住他要开车门的手，说：“才旺同志，你不能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