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幺姑常到我们家里来，总是在傍晚，总是在节假日的前夜，总是沉沉地提着那个草编提篮。提篮是通向市场的一张大嘴，源源不断地吐出一些鸡蛋、蔬菜、水果、布料、鞋袜、刚领到的工资等等，吐出一切即将转化为我们身体和好梦的东西，吐出了我们一家人整整几年的日子。那真是一个取之不尽的聚宝篮，直到最后丢在我家厨房的门后，装着一些引火的炭屑，蓬头垢面，破烂不堪。
她从篮子里还总是取出一份小小的晚报。她一直遵守着父亲关于订报的严格家训，甚至在很多党团组织也退订的时候。
于是，有时她就放下报纸，从眼镜片上方投来目光，满腹心事地感叹一两句：“毛佗，越南人民真是苦呵。”
或者说：“非洲人民真是苦呵。”
“毛佗，哲学真是个好东西，哪么会有这么好呢？学了人就明白，事事都明白呵！”有时她也这样说。
停了停还说：“私心要不得呢。你看看，焦裕禄的椅子都烂了，他还革命到底。要是人人都没得私心，这个世界就几多好。毛佗，你说是不是？”
我自然大声吼出我的附和。
我没有太多工夫去理会她。倒是老黑细心一些，以干女儿的身份依偎在她膝边，大声向她讲解高尔基的《母亲》和雨果的《九三年》，有时也说说知青点的趣事，还说未来一定是美好的，只要革命胜利了，就会有洗衣机、电视机、机器人，人人都享清福，家务也无须幺姑干了。
幺姑大惊失色，半晌才讷讷地嘟哝一句：“什么事都不干？那人只有死路一条？”
我们都笑起来，不觉得这句话里有什么警世深意。
幺姑无事的时候，就呆坐，不愿上街，不愿去公园，不愿看电影看戏，也不愿与邻居串门交道，甚至六月炎天屋内火气烘烘，她也极不情愿抽张椅子出门歇凉，宁可闭门呆坐，警觉地守护这一房破旧家具和几坛酸菜，守护自己的某种本本分分的恐惧。门一关，她的毛巾也就很安全了，那是不知从哪条旧裤子拆下来的一块蓝布，用粗针粗线绞成。她的茶杯也很安全了，那上面覆着一个用针线绞了边的硬纸壳权当杯盖，杯里有厚厚一层泡得又肥又淡的茶叶，可能是哪位客人走后，幺姑偷偷从客人杯中捞到自己杯中去的。她的伞也很安全了，那把黑布伞永远撑不满也永远收不拢，上面补丁叠补丁，光麻线也许就不下二两——而我给她买的不锈钢折叠伞，照例又无影无踪。
她坐着坐着，许久没有了声响。我看一眼，她正抄着袖筒瞌睡。脑袋缓缓地偏移，偏移到一定的角度，就化为越来越快地往下一栽。她猛然收住，抹去鼻尖一滴清清的鼻涕，嘴舌一磨一挪，咽下一点什么，又重新开始闭眼和偏移……
我触触她，催她去睡。
“嗯，嗯。”她力图表示清醒地回应两声，不知是表示同意还是不同意，抑或表示一下应答也就够了。
“你——去——睡——吧——”
“哦哦，火没有熄吧？”
“睡——觉——听见没有？”
“对对，我看看报。”
她又打开手边的报纸，硬撑着眼皮看上两段。不知什么时候，报纸已经从她手中滑落，她又开始闭眼和偏移，鼻尖上照例挂有一滴冰凉的鼻涕，晃晃荡荡地眼看就要落下。我的再一次催促显然有点不耐烦，使她不好意思地揪一把鼻涕，抹在鞋跟上。“毛佗，你不晓得，睡早了，就睡不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