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间进行自由贸易的商人如此，由幕府出面进行的"朝贡贸易"或曰"勘合贸易"也如此。嘉靖二年（ 1523年 ），日本国左京兆尹大内氏和右京兆尹细川氏同时派人来中国入贡。两拨贡使前脚跟后脚到了宁波，双方发生"争贡风波"，互相动手打了起来。大内氏的贡使宗设追杀细川氏的贡使宋素卿，从宁波到绍兴，一路烧杀抢掠，既劫钱财，也劫人口，并迫使被虏者亲属拿银子赎人，无赎银者便带回日本为奴。宁波驻军出面拦击，两名指挥官都死在宗设手下。还有一个名叫周良的日本贡使，因来中国入贡太勤，市舶官员责其违反"十年一贡"之约，连船带人带货物"礼送"出宁波，让其歇在附近的海岛上，坐等三年五载之后的贡期。周良担心货物受损，暗里托付宁波的"富商大姓"将其贡品送往市场发卖，不想换回的银钱被经手人黑吃黑，翻脸不认这笔账。周良一气之下，带领手下人操起倭刀登岸劫掠，让宁波"加倍奉还"，带着抢来的钱物回国向天皇陛下交差。
认真想一想，亦商亦盗大概就是近代商品经济转型时期难以避免的一种乱象，如同资本的原始积累总是伴随假冒伪劣、缺斤短两、坑蒙拐骗、权钱交易，甚至制造谋财害命的毒奶粉、毒大米、毒蘑菇，等等。这种乱象对当时的明朝政府来说，既是社会秩序面临的严峻挑战，同时又是发展商品经济的难得机遇。如果那时的当权者能够直面海洋，妥善处置，遏制非法经商，引导合法经商，孤立和打击威胁沿海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内外盗寇，有可能将来自海上的危险转化为巨大的海上商机，大明朝必定出现另一番局面，中国此后的历史也许要重写。然而，大明皇帝们的封建脑瓜，缺乏处理这种亦商亦盗复杂现象的政治智慧和经济头脑。或者本性使然，压根就不愿意面对前途未卜的海洋，在内心深处断然拒绝同商品经济打交道。因此，一律将复杂问题进行简单化处理，外交上与日本办过几次交涉无济于事，便雷厉风行"禁海"，一禁解百难。
然而，大海是沿海人民最基本的生存资源和生存空间，正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岂能一禁了之？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海禁，其结果"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禁了海商迫使人们都去非法经商，禁了海盗迫使人们都去为盗。那些依靠走私贩私或偷盗抢劫为生者，在中国沿海被官军撵得鸡飞狗跳无处容身，便远遁至一些荒无人烟的海岛上。他们既要对抗官府稽查，防止别人前来打劫，还得寻找机会掠夺钱粮财物维持生计。眼看势单力薄，生活无来源，安全无保障，心里七上八下，时刻盼着有人收编。这便是汪直为何一呼百应声势越闹越大的重要原因，也是倭寇团伙中为何有时"假倭"多于"真倭"的奥秘所在。当然，"假倭"中还包括大量被皇室贵胄夺走土地，或不堪徭役、赋税重压主动放弃土地的无业游民，或已经落草为寇又被官军驱赶得走投无路的"山贼"。那是大明朝未能正确处理内乱的另一种危机，无需在此赘述。
笔者前几年创作长篇历史小说《 铁血军团战将戚继光 》，曾经接触过汪直及其海盗兼海商集团的一些史料。此人走私贩私当强盗有据可查，勾结倭寇侵扰我东南沿海、祸害众多无辜同胞，连他自己也承认是"万死之罪"，扣顶"汉奸"和"倭寇头目"的帽子并不为过。但他出身海商家庭，即使干了这么多不法营生，还一直惦着堂而皇之经营海洋贸易，也是不争的事实。汪直在日本五岛逐渐坐大之后，曾多次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企图吸引大明朝廷的目光，甚至想着通过"戴罪立功"达到为朝廷接纳的目的。嘉靖二十九年（ 1550年 ），海盗卢七在浙东沿海抢掠战船，直犯杭州附近一个富裕乡镇，劫走大量妇女财物，停船在杭州湾的马迹山港，打算远走高飞。汪直主动率船队奔袭，俘获海盗船13艘，斩杀盗寇千余，并将生擒活捉的贼首卢七和被解救的妇女送与巡抚衙门。此后，地方官府遇倭寇登岸抢劫，暗中请其出动人马协助清剿，也能欣然应命。这么一个人，顺势拉上一把，也许真的就能弃恶从善。但在朝廷官僚集团的眼里，"一朝为寇终身是贼"，不论他怎样往好里表现，照样发兵进剿，必欲除之而后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