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神性的煤，轻易地给某些群体，带来日常生活的温暖和甜蜜。即便是很早进行人道主义启蒙的英国，煤的消费价值一旦被公众确认，那些由圣徒组成的教会也会毫不吝啬地驱使更多的农奴，从事必不可少的挖掘与运输劳动。在这一点上，历史毫不讳言，最早的英国采煤者，几乎全是那些在耕种间隙期也无法休息的农奴。而拥有最多这类农奴和由农奴们开采的当年的最大煤矿，如果不是教堂里的红衣主教，也一定是修道院里的白领嬷嬷。
失去神性的煤，终于给有记载的公元一二六八年的英国带来一次大纷争，以教会为一方，以一群想做煤炭生意的商人为另一方，他们在纽卡斯尔市市长和议员们的带领下，冲进当地的修道院及其领地，烧了、砸了和抢劫了与煤相关的一切东西。在后来的诉讼中，商人们以不向国王纳税相威胁，最终赢得了这场以煤为特征的利益之争。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胜利的商人，大多是自己掏钱为自己赎身的前农奴。
从煤之农奴转化煤之商人，这样的人群更能深刻领会，失去神性之后，煤的高度物质化，必将带来像血液一样黏稠，又像血液一样高速流淌的利润。由旷古而当今，所有的神性与其说是知识与修养不及之产物，不如说是人在心怀敬畏时，所衍生出来的对自身潜在极欲的约束与限制。
这场纷争发生后的第七个年头，一个叫马可?波罗的意大利人一路旅行来到中国，所到太原府、平阳府、河中府，沿途的煤窑留给他极为深刻的印象。丝毫不与神性计较的东方煤炭业，一进入宋朝，就迅速向着顶峰发展。那个时期没有留下相关定量记载，只有一些艺术性的文字作为凭证，让后人一直认为当时中国的煤炭产量和开采技术在世界上遥遥领先。《马可?波罗游记》便是这样间接认定的：此地处处都有一种黑色石块，它发掘自在地下延伸的矿脉。这种石块，除非先将小块点着引燃，平时并不着火。一旦开始燃烧，火焰比木炭更大更旺，从夜晚燃烧到天明，无须添加仍不会熄灭。这个国家人口此众多，人们又勤于沐浴，每个人一星期至少洗三次热水澡。每逢冬季，只要是力所能及，甚至是一日一浴。凡身有职位或家庭富裕的人，家中都备有一个火炉，以供自己取暖之用。如此消耗燃料，平常木材势必难以满足供应。所幸有这些取之不尽，价格低廉的黑色石块。
在所有的需要背后深藏着的都是现实的无奈。那个时期，作为中原主要统治势力的宋王朝，与强大的北方近邻契丹人，由于地理上的先天因素而将大量军队聚集在山西省境内，以相互对抗。从来战争都是铁与火的较量，以守卫中原为战争目的和以夺取中原为战争目的的两支军队，都需要大量的煤来熔铸大量的铁，用以制造大量的军械。其时的太原知府韩绛曾说过：“保德以东五州，军计置不至艰甚，况本路铁矿、石碳，足以鼓铸。”后来所说中国采煤业在宋元时期曾经称雄世界，仅仅是一种统计定量。这种定量的结果若是引申到通过煤炭业的发展，来实现像英法等国那样初步的工业化，其意义则会不言而喻。然而，中国煤炭业没有带给那个时代的经济大发展。维系宋王朝的官僚集团，在留有明确史料的北宋仁宗庆历年间，不计算那些大大小小的各种官吏，仅仅是用来打仗的军队，就曾拥有一百二十五万人的所谓精兵强将。巨大的财政赤字，迫使宋王朝的统治者破天荒地开始实行煤炭官卖制度，从政治上控制煤炭业，用高额的煤税来充实国库，明令规定每一驮煤炭抽税十斤。当这种制度压得以采煤为生的炭民喘不过气来时，曾经有过一定程度的松缓，却始终没有放弃将采煤和冶铁业作为宋王朝的主要经济来源。北宋政府管理煤炭的专门机构是“石炭务”和“石炭场”，“务”是石炭税收和监督机构，“场”则设官掌管“受纳出卖石炭”。《宋史?食货志》就有记载：“河东铁炭最盛，若官榷为器，以赡一路，旁及陕雍，利入甚广。”后来的考古发现也能见证：北宋末期用煤殉葬的现象颇为盛行，从一些出土墓穴中可以见到，大小不一的煤块有的枕在遗骨头下，有的放在腰腿附近，有的散布在骨架周围。在著名的“五女坟”遗址中，所有发掘出来的小罐里，都有一块煤，与黍子、豆子、谷子等粮食放在一起。一九七八年，考古学家在稷山县马村发掘了一批金代砖墓。其中两座墓内有床，床四周有栏杆，床下都堆满了煤和焦炭，并且大约都是五百斤。与用青铜宝器金银宠物殉葬的道理相同，煤炭进入丧葬礼仪，无非是佐证其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与显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