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的煤(4)

 

失去神性的煤,轻易地给某些群体,带来日常生活的温暖和甜蜜。即便是很早进行人道主义启蒙的英国,煤的消费价值一旦被公众确认,那些由圣徒组成的教会也会毫不吝啬地驱使更多的农奴,从事必不可少的挖掘与运输劳动。在这一点上,历史毫不讳言,最早的英国采煤者,几乎全是那些在耕种间隙期也无法休息的农奴。而拥有最多这类农奴和由农奴们开采的当年的最大煤矿,如果不是教堂里的红衣主教,也一定是修道院里的白领嬷嬷。

失去神性的煤,终于给有记载的公元一二六八年的英国带来一次大纷争,以教会为一方,以一群想做煤炭生意的商人为另一方,他们在纽卡斯尔市市长和议员们的带领下,冲进当地的修道院及其领地,烧了、砸了和抢劫了与煤相关的一切东西。在后来的诉讼中,商人们以不向国王纳税相威胁,最终赢得了这场以煤为特征的利益之争。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胜利的商人,大多是自己掏钱为自己赎身的前农奴。

从煤之农奴转化煤之商人,这样的人群更能深刻领会,失去神性之后,煤的高度物质化,必将带来像血液一样黏稠,又像血液一样高速流淌的利润。由旷古而当今,所有的神性与其说是知识与修养不及之产物,不如说是人在心怀敬畏时,所衍生出来的对自身潜在极欲的约束与限制。

这场纷争发生后的第七个年头,一个叫马可?波罗的意大利人一路旅行来到中国,所到太原府、平阳府、河中府,沿途的煤窑留给他极为深刻的印象。丝毫不与神性计较的东方煤炭业,一进入宋朝,就迅速向着顶峰发展。那个时期没有留下相关定量记载,只有一些艺术性的文字作为凭证,让后人一直认为当时中国的煤炭产量和开采技术在世界上遥遥领先。《马可?波罗游记》便是这样间接认定的:此地处处都有一种黑色石块,它发掘自在地下延伸的矿脉。这种石块,除非先将小块点着引燃,平时并不着火。一旦开始燃烧,火焰比木炭更大更旺,从夜晚燃烧到天明,无须添加仍不会熄灭。这个国家人口此众多,人们又勤于沐浴,每个人一星期至少洗三次热水澡。每逢冬季,只要是力所能及,甚至是一日一浴。凡身有职位或家庭富裕的人,家中都备有一个火炉,以供自己取暖之用。如此消耗燃料,平常木材势必难以满足供应。所幸有这些取之不尽,价格低廉的黑色石块。

在所有的需要背后深藏着的都是现实的无奈。那个时期,作为中原主要统治势力的宋王朝,与强大的北方近邻契丹人,由于地理上的先天因素而将大量军队聚集在山西省境内,以相互对抗。从来战争都是铁与火的较量,以守卫中原为战争目的和以夺取中原为战争目的的两支军队,都需要大量的煤来熔铸大量的铁,用以制造大量的军械。其时的太原知府韩绛曾说过:“保德以东五州,军计置不至艰甚,况本路铁矿、石碳,足以鼓铸。”后来所说中国采煤业在宋元时期曾经称雄世界,仅仅是一种统计定量。这种定量的结果若是引申到通过煤炭业的发展,来实现像英法等国那样初步的工业化,其意义则会不言而喻。然而,中国煤炭业没有带给那个时代的经济大发展。维系宋王朝的官僚集团,在留有明确史料的北宋仁宗庆历年间,不计算那些大大小小的各种官吏,仅仅是用来打仗的军队,就曾拥有一百二十五万人的所谓精兵强将。巨大的财政赤字,迫使宋王朝的统治者破天荒地开始实行煤炭官卖制度,从政治上控制煤炭业,用高额的煤税来充实国库,明令规定每一驮煤炭抽税十斤。当这种制度压得以采煤为生的炭民喘不过气来时,曾经有过一定程度的松缓,却始终没有放弃将采煤和冶铁业作为宋王朝的主要经济来源。北宋政府管理煤炭的专门机构是“石炭务”和“石炭场”,“务”是石炭税收和监督机构,“场”则设官掌管“受纳出卖石炭”。《宋史?食货志》就有记载:“河东铁炭最盛,若官榷为器,以赡一路,旁及陕雍,利入甚广。”后来的考古发现也能见证:北宋末期用煤殉葬的现象颇为盛行,从一些出土墓穴中可以见到,大小不一的煤块有的枕在遗骨头下,有的放在腰腿附近,有的散布在骨架周围。在著名的“五女坟”遗址中,所有发掘出来的小罐里,都有一块煤,与黍子、豆子、谷子等粮食放在一起。一九七八年,考古学家在稷山县马村发掘了一批金代砖墓。其中两座墓内有床,床四周有栏杆,床下都堆满了煤和焦炭,并且大约都是五百斤。与用青铜宝器金银宠物殉葬的道理相同,煤炭进入丧葬礼仪,无非是佐证其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与显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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