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一夜，孩子们全都醒过来了，小野兔不仅不醒，那副软软的身子变硬了，侧躺在花布头铺成的小床上，很薄很薄的野兔僵尸，唯有那仍然闪亮的眼睛，仿佛是在照耀有阳光的窗口。在乡村，泛神主义者通常被视为胆小。在我提起野兔一只耳朵的刹那间，手指接触到的小耳朵是柔柔的，一点力量也没有，感觉上却有一股坚硬的东西直插心底，并从那里出发，快速抵达全身各个敏感之处。在我们长大成人后，一次难得的团聚日子，不晓得如何说到这件事，我忍不住问大家是否记得小野兔当时的模样。出乎意料，大部分人都同我一样，刻骨铭心地记着当时的情景。那些不记得的，马上被我们认定为，当时一定是背对着窗口。当年居所中睡房的窗户正朝着远处山坳，刚出山的太阳总是将它塞得满满的。被拎起来的野兔僵尸实在是太薄了，很浓很浓的阳光轻松地穿透过来，将小野兔体内的肠肚心肺和骨骼，隐隐约约地投映在我们眼前。
按道理，那时候乡村里宰杀牲畜的情境我们早已见惯了，杀鸡杀猪杀羊杀牛，非但不怕，还站在附近挪不动脚，非要将整个过程看完了，最终嗅到开膛时浓酽的血肉芬芳才肯离开。小小的野兔僵尸让我怕了，一连多天，如果无人做伴，自己绝对不敢独自待在睡房里。再上山捡柴时，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遇上野兔，身上就会无法遏制地冒出一堆鸡皮疙瘩。
多年之后，儿子长到我当孩子时那么大，有一次，带他去爬大别山主峰天堂寨，因为汽车出了故障，只上到山腰，天就黑了。在汽车的前大灯照射下，一只果子狸趴在山间公路上不敢动弹。儿子连忙下车将果子狸抓住，又从汽车的后备箱中拿出一只纸箱，将其关起来。在山上的几天，一群孩子天天趴在纸箱旁，逗那只难得一见的小兽。临下山时，爱不释手的孩子们却一致决定，将果子狸放归自然。我无意在同为孩子的两代人之间，以文明的名义作比较。
童年的乡土，只要有所决定必然都是天赐。
因为小野兔之死，那一阵，最怕的反而是租住地所在生产队记工员的女儿。她比我们中最大的孩子略大。早几年她就高小肄业不再读书了。大家都说她很快会接替父亲，因为她的文化程度已经超过父亲。记工员的女儿大概患有鼻窦炎，长年累月，鼻孔底下若是没有乡间所说的鼻脓，就会现出两股鲜红渍印。在小野兔之前，附近所有的孩子也都怕她，原因是这位记工员的女儿，从会吃东西开始，只要一沾所谓有眼睛的食物就肚子疼。吃斋饭、念黄经的和尚尼姑们还能吃鸡蛋，记工员的女儿连鸡蛋都不吃。大人们所说的佛缘当然难以被孩子们理解，害怕的原因是大人们更为通俗地说，她是受天上菩萨差派下凡的。平时孩子们就有些躲避她，这时候便更明显了。关于记工员女儿最后的印象是在小镇的供销社门前，同我姐姐一起互相教对方打毛线。也只有打毛线时，我们才不怕她。之后不久她就嫁人了，似乎不到十六岁。婆家只有十几里远，我们却觉得足够安全，不用怕她了。
乡土的童年，那些大树上，一年四季都会吊着一只只硕大的“葫芦包”。如果要用文字来规范，应该叫马蜂窝。男孩子几乎人手一只的弹弓，最大的用途，同时也是最惊心动魄的用途，就是埋伏在各种各样的地形后面，对着高挂在树梢上的“葫芦包”射去。只要被射中，就会有大群的马蜂沿着弹丸的无形轨迹俯冲而来。此时此刻，孩子们便会齐声喊着：日本鬼子来了！一边将各自的身子一动不动地藏起来。这样的日子每年都有许多，最盼望的就是将那“葫芦包”一举击落。真的击落了，又马上变成我们的最怕。无数失去巢穴的马蜂，会在头顶上盘旋许久。最长的一次，我们曾趴在一条地沟里整个下午都不敢抬头，眼看天都要黑了，因为怕回家晚了挨骂，大家便学电影中的土八路，一步步地倒着往远处爬。在乡土的童年中，这样的马蜂并不可怕，马蜂个头很大，看得见不说，真的飞近时还能听到嗡嗡声。最令我们不寒而栗的是那种在地下深处做窝的土蜜蜂。土蜜蜂很小，哪怕是一大群飞到头上了，仍看不见。在乡土，能让孩子们害怕到不敢下手的，从来就不是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反而是那些没根没底无影无形虚妄的事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