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仕第原是城关小学的教师，“文革”前一直默默无闻，到“造反有理”时，人们才觉得，他不是个一般人，但到底怎么个不一般法，却没人说得清。凡见过他的人，都印象深刻，却说不出为什么。他平时话很少，不得不说的话，也半吞半吐。然而，即使他一言不发，静静地坐在那里，也能感觉到他的存在。他周围似乎有一个看不见的“场”，有能量，有股威慑力。
他有位看不出年龄的妻子，叫虞观鹤，在县文化馆工作，老家是浙江温州，但水泉县的人分不清，都叫她“上海人”。她长得并不艳丽，但皮肤要比当地人细嫩，很会打扮。说“很会”，是因为她并不穿得花枝招展，同样的灰蓝布，她却收拾得那么合体，穿得又干净又利索，别人学都学不来。她父亲解放前在温州似乎是个人物，店铺都开到上海去了，解放后好像还拥护共产党，“开明”过些日子，但后来就无声无息了。虞观鹤很少跟人谈她父亲，财产问题更是讳莫如深。父亲的一个什么亲戚据说不在中国，更使她带了几分神秘色彩。但从“红卫兵”的观点来看，有海外关系，几乎就等于特嫌，了解了这层关系，就能理解为什么朱仕第办什么事都小心翼翼。
今晚，他莽撞了，这阵儿恨不得打自己几个嘴巴。是聪明暴露了他。人太聪明了，就像棉花里的针，要想不扎着人也难。今晚他是忍无可忍了。他听那些书记、常委们辩论，觉得那么可笑，无论哪一方的发言，他都能挑出破绽，几句话就可以驳倒。然而，他们双方却都只知道发火、着急、生气。特别是后来，他看到刘钟、苏芸、赵天葵几个围攻曹兀龙一个，曹兀龙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他忽然生出了想一戟定乾坤的豪气，他想自己要是吕布，绝不让刘、关、张在虎牢关占了便宜去。他开口了，几句狗屁歪理就堵住了刘钟、苏芸、赵天葵的嘴，可是，他还没来得及享受战胜者的乐趣，就发现自己把自己置于风口浪尖上了。
他必须做出选择。
水泉县委班子已经一分为二了，他站在哪一边呢？从心里说，他赞赏刘钟、苏芸他们，这是一帮正人君子。可是，他们的致命弱点是，不看形势，这都什么年代了，他们说话还只强调一个“理”字。如果是“理治”的社会，有理可以走遍天下，可现在判断是非的标准是上面怎么说的！毛主席的话就是“最高指示”，你还到哪里找另外的“理”？毛主席的话就是绝对真理！要想折倒对手，根本不需要找什么理，只要把自己的观点用毛主席的话包装一下，就无往而不胜了。谁再敢反对？再反对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这么锐利的武器，他们竟然不用，还搜寻什么理和人辩论！就从这一点来说，他们是没有前途的一群，虽然他们目前看起来人数众多，在班子里占绝对优势，但都是泥菩萨，一场暴雨就可以淋他们个落花流水。
曹兀龙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要论德、才，比刘钟他们差远了，也就一个生产队长的水平，给我朱仕第拾鞋带都不配！可是，这家伙却有一样好——他踩着时势的鼓点了！这个世界，是“势”的世界，谁能因势利导，谁就能生存、发展、发达。曹兀龙不一定看得这么透，但他却是实行者。我只是悟透了这层道理，曹兀龙却已经这样做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上面怎么说，他就怎么干，谁是他的顶头上司他就听谁的，顶头上司变了，他立即跟着变，一百八十度、三百六十度他都不在乎，所以，他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社会上流传的“站不完的队，受不完的罪，写不完的检讨，流不完的泪”对他不起作用。他永远跟着权力大的人，永远站在胜利者一边。这就是他的过人之处！然而，毕竟，他是个老粗，过分地随风倒，在人们心里的分量就太轻了，现在，让自己黑更半夜去找他，要叫人说是他去投靠，也太掉价了。
朱仕第觉得自己的自尊心受了辱，脚下越来越迟滞，却一直没有停下来。
街上很黑，路灯和机关门墩上的大灯都做了孩子们练弹弓的靶，只有十字路口的高压线电杆上星星般悬着一盏，似乎在提醒人们知道，这里是有电的县城。
他走出县委大院时，街上已经看不到一个行人了，但他还是怕看不见的地方有眼睛，没有直接向西走曹兀龙家，而是先向南，仿佛是要回家，却在快到家门口时向西转弯，再向北到曹兀龙家。这样他就要走一个“U”字，但心里踏实多了。
他走得很慢，他要思考，要在这段路上做出最后的决断。有好几次，他在心里命令自己：回去吧，回去，不要去曹兀龙家，可那会有什么结果？结果就是得罪曹兀龙。曹兀龙可不是一个普通人，而是一把手，顶头上司，和铁首仁、刘钟他们完全不同的人。铁首仁、刘钟他们不会故意找你的茬儿，可这位，不是朋友就是对手！绕都绕不开！而且，今晚的话一出口，刘钟他们就对他另眼相看了，曹兀龙要再出手打击，岂不是两面受敌！不，不能那样！今晚就先看看曹兀龙的态度吧，这边先挂着点，刘钟他们要是不逼他，还和从前一样，他再慢慢撤出来；要是刘钟他们对他不利的话，也只好和曹兀龙站在一条线上了。他一向以诸葛自居，可惜曹兀龙当不起刘备。
一条狗猛地从街角蹿出来，看见朱仕第，吓得一跳，立即逃了。朱仕第也被它吓得心怦怦直跳，他一向有股优越感，觉得自己是上海人，这时却也不免气馁，他比当地人胆儿小，再瘦的狗他都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