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如今从一位异乡友人的眼中来观看自己的父亲，却让我领会到，父亲所代表的，不正是我一向尊崇的那种近代蒙古知识分子在政治与战争的乱流中挣扎求存，无限辛酸却又无比执著的典型吗?
曾经在慕尼黑大学东亚研究所与父亲共事的法兰克教授(），是与父亲相交超过四十年的老友，他在知道父亲逝世之后，寄给我的信里写着：
“我会永远记得令尊，他是位渊博的学者，高贵的典范。”
父亲啊!父亲。
妹妹常向父亲提起要接他到自己家里来住，父亲却总是回答：
“等我老了的时候罢。”
而父亲真的好像总也不老。八十岁之后还到处去旅行，甚至有一年还去了埃及!然而他却不肯应邀回去内蒙古讲学。他对我说：“老家的样子全变了，回去了会有多难过?”
八十六岁那年冬天，德国的朋友们援例为他在波昂近郊的中国饭店里摆寿宴，有许多蒙古国和内蒙古的留学生都来了，我也从台北飞去凑热闹。那天父亲真是容光焕发，妙语如珠，当他在宴席之间，举起一杯香槟向大家致意之时，我抢着拍了一张，回到台北后刚好可以放进我要在大陆出版的蒙古高原散文选里做插图，那篇散文是《父亲教我的歌》。
在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想到，两年之后，我会把这张相片放到父亲的讣闻上。
第二年夏天，海北和我一起去了波昂。翁婿两人多年不见，竟然就在我眼前拼起酒来。海北的开始喝酒，还是当年订婚之前，陪着女朋友到慕尼黑拜会准岳丈的时候，被强迫着学会了的，不过后来好像有些青出于蓝。
当然，我还是要假装恶言劝止，他们两个人也都假装充耳不闻，那个夏天的阳光很足，父亲阳台上的天竺葵开得很旺，艳红艳红的。窗内的我们欢声笑语，窗外也有飞鸟闪着轻快的翅膀喧闹着飞掠而过。
而那还不是最后的幸福时光。
即使在这年秋天，父亲忽然生病了，生平第一次住进医院，八十七岁的老人，生的并且是很吓人的病——膀胱癌，弟弟和我一起去照看。然而，父亲恢复的能力极强，危机也很快地过去了，出院回家，家中有朋友来加强注意他的饮食起居。
回到台北后，每次打电话去，电话里父亲的笑声爽朗，中气十足，就可以让我安心好几天，生活在表面上好像又如常了。
第二年的五月，我飞去探望。在这几年里，每当我单独去波昂的时候，已经不再住旅馆了。父亲把他客厅的沙发换成一张活动的沙发床，到了晚上拉开来给我睡，白天再恢复原状。
我们父女共处的时间因此又多了一些，在这个春天，也常一起去河边散步，还去那间早已重新整修好了的临河的旅馆吃晚餐。父亲吃得不多，却一样喜欢纵容我在餐后点额外的甜点来吃。然而他是比从前瘦了，走路的速度也比从前慢了许多，我还是需要调整步伐，却再也不是为了追上我的父亲而是要陪伴他等候他了。
然而我们还是快乐的。在向晚的莱茵河边，春风扑面，美景如画，河对面山上的树林全长出了柔嫩的绿叶。
“那山上风景很不错。”
父亲是这样说过的，我当时也附和着他，说是那天过河去看一看。
眼前真的并没有什么立即的忧虑，父亲按时去做追踪检查，都是完全正常的结果。
应该是不要太担心了罢?
只是，在那个春天，我可能做错了一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