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的时候，在家中，父母都是用蒙文交谈。只能听懂几个单字的我，有时候会故意去捣乱，字正腔圆地向他们宣示：“请说国语。”母亲常常就会说：
“好可惜！你五岁以前蒙古话说得多好！”
一九八九年八月底，我在父亲的祝福之下，开始我的溯源之旅，从北京向蒙古高原前行。和我一起出发的还有好友王行恭，远在德国的父亲又特别请托了他的忘年之交，居住在北京的蒙古诗人尼玛先生来给我们带路。
尼玛到机场来接机，等到我们的行李都在王府饭店安顿好了之后，天色已近黄昏。他就带我们直奔在市区另一端的中央民族学院，说是在那里刚好有个晚会，一方面是在北京工作的蒙古同乡一年一次的联谊，一方面也是款待从各地前来参加蒙古史诗《江格尔》研讨会的学者。
会场里人很多，空气不太流通，灯光又不够亮，每个人对我来说都是第一次见面，包括尼玛。所以，尽管我努力要适应这个新环境，慢慢地还是觉得有点力不从心，就想法子找到一处比较空旷也还安静的角落坐了下来。
坐定了之后，往周围一看，原来早已经有三位男士坐在那里了。大概和我差不多，都是有点觉得疲累的远客，只是衣着不同。我穿的是普通城里人穿的衣裙，他们却是穿着蒙古袍子，系着腰带，头戴毡帽，脚下是长统的靴子，衣冠齐整，正襟危坐。那被草原上的太阳晒得很黑、被高原上的风霜侵蚀得皱纹满布的面容，有一种很奇怪的肃穆和漠然。看见我这个闯入者对他们微笑点头致意，他们三人也只是稍稍欠身还礼，依旧沉默着不发一言。
我可是忍不住了，第一次见到从草原过来的蒙古同胞，让我很想和他们攀谈。于是，侧过身去，用我有限的蒙古话向他们问候：
“您好吗？”
原来漠然的双眸忽然都重新调整焦距，向我专注地望了过来。我心中一热，又急着说了两句蒙古话来自我介绍：
“我也是蒙古人，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蒙古人。”
在昏暗的灯光下，有些什么在我眼前忽然变得非常明亮，他们三个人同时向我展现的笑容是那样天真的欢欣，充满了善意，一切暗藏着的藩篱在那瞬间全部撤除得干干净净，只因为，只因为我说的是我们共同的母语。
当然，在这之后的交谈，我那几句蒙古话是绝对不够用的。不过，我尽可以找一位住在北京的蒙古同乡来帮我们翻译，他们也不会在意了。好像那最初的几句话已经成为我的护照，让我从此可以自由进出他们的国境——那一处曾经因为遭受过无数的挫折与伤害，因而不得不严密设防的大地。
果然，他们来自遥远的天山，是土尔扈特人，而且是用一生的时间来记诵和演唱《江格尔》史诗的艺术家，民间诗人。蒙古人尊称他们为“江格尔齐”。
心中珍藏着卫拉特先民的文化瑰宝，一代又一代传诵下来的英雄史诗，却在另外一个民族强势的文化挤压之下，几乎要失去了生存的空间，直到最近这几年才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因此，在他们风霜的面容之上，才会流露出那种内在的肃穆以及外在的漠然了罢？
这种神情，普遍出现在内蒙古自治区许多牧民的脸上。从一九八九年那个晚上开始，十年来，走在高原之上，常会遇见相似的情景。可是，只要我用蒙古话一开口问候，那藩篱就会自动撤除，然后光灿温暖的笑容就会出现了。
有一次，我用玩笑的语气向一位教蒙文的教授说：这些牧民，怎么就凭我这几句话就轻易地相信了我？想不到他却正色回答：
“你现在虽然说不出几个句子，可是每个字的发音都很标准，我们的耳朵一听就知道。你要晓得，在母亲怀中学会的语言，有些细微的差异别人是学不来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