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语

 

年少的时候,在家中,父母都是用蒙文交谈。只能听懂几个单字的我,有时候会故意去捣乱,字正腔圆地向他们宣示:“请说国语。”母亲常常就会说:

“好可惜!你五岁以前蒙古话说得多好!”

一九八九年八月底,我在父亲的祝福之下,开始我的溯源之旅,从北京向蒙古高原前行。和我一起出发的还有好友王行恭,远在德国的父亲又特别请托了他的忘年之交,居住在北京的蒙古诗人尼玛先生来给我们带路。

尼玛到机场来接机,等到我们的行李都在王府饭店安顿好了之后,天色已近黄昏。他就带我们直奔在市区另一端的中央民族学院,说是在那里刚好有个晚会,一方面是在北京工作的蒙古同乡一年一次的联谊,一方面也是款待从各地前来参加蒙古史诗《江格尔》研讨会的学者。

会场里人很多,空气不太流通,灯光又不够亮,每个人对我来说都是第一次见面,包括尼玛。所以,尽管我努力要适应这个新环境,慢慢地还是觉得有点力不从心,就想法子找到一处比较空旷也还安静的角落坐了下来。

坐定了之后,往周围一看,原来早已经有三位男士坐在那里了。大概和我差不多,都是有点觉得疲累的远客,只是衣着不同。我穿的是普通城里人穿的衣裙,他们却是穿着蒙古袍子,系着腰带,头戴毡帽,脚下是长统的靴子,衣冠齐整,正襟危坐。那被草原上的太阳晒得很黑、被高原上的风霜侵蚀得皱纹满布的面容,有一种很奇怪的肃穆和漠然。看见我这个闯入者对他们微笑点头致意,他们三人也只是稍稍欠身还礼,依旧沉默着不发一言。

我可是忍不住了,第一次见到从草原过来的蒙古同胞,让我很想和他们攀谈。于是,侧过身去,用我有限的蒙古话向他们问候:

“您好吗?”

原来漠然的双眸忽然都重新调整焦距,向我专注地望了过来。我心中一热,又急着说了两句蒙古话来自我介绍:

“我也是蒙古人,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蒙古人。”

在昏暗的灯光下,有些什么在我眼前忽然变得非常明亮,他们三个人同时向我展现的笑容是那样天真的欢欣,充满了善意,一切暗藏着的藩篱在那瞬间全部撤除得干干净净,只因为,只因为我说的是我们共同的母语。

当然,在这之后的交谈,我那几句蒙古话是绝对不够用的。不过,我尽可以找一位住在北京的蒙古同乡来帮我们翻译,他们也不会在意了。好像那最初的几句话已经成为我的护照,让我从此可以自由进出他们的国境——那一处曾经因为遭受过无数的挫折与伤害,因而不得不严密设防的大地。

果然,他们来自遥远的天山,是土尔扈特人,而且是用一生的时间来记诵和演唱《江格尔》史诗的艺术家,民间诗人。蒙古人尊称他们为“江格尔齐”。

心中珍藏着卫拉特先民的文化瑰宝,一代又一代传诵下来的英雄史诗,却在另外一个民族强势的文化挤压之下,几乎要失去了生存的空间,直到最近这几年才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因此,在他们风霜的面容之上,才会流露出那种内在的肃穆以及外在的漠然了罢?

这种神情,普遍出现在内蒙古自治区许多牧民的脸上。从一九八九年那个晚上开始,十年来,走在高原之上,常会遇见相似的情景。可是,只要我用蒙古话一开口问候,那藩篱就会自动撤除,然后光灿温暖的笑容就会出现了。

有一次,我用玩笑的语气向一位教蒙文的教授说:这些牧民,怎么就凭我这几句话就轻易地相信了我?想不到他却正色回答:

“你现在虽然说不出几个句子,可是每个字的发音都很标准,我们的耳朵一听就知道。你要晓得,在母亲怀中学会的语言,有些细微的差异别人是学不来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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