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天人之道时，董仲舒说：天对万物也有一定的赐予：赐予利齿的动物不让它再长犄角，赐给双翅的鸟类只让它有两只脚，这是让已受大利的，不能再让它取得小利。古代那些接受俸禄的官员，不许靠力气谋食，不得经营工商业赚钱，这是既得大利就不能再取小利。但现在的达官显贵，身居朝廷高位，俸禄丰厚，却凭着既富又贵的资质和权势，与平民百姓去争利。百姓逐日逐月地被削弱，最后陷入穷困。富裕的人奢侈成风挥金如土，穷困的人走投无路难以为继。百姓感觉不到生活的乐趣，就很难避免犯罪。朝廷命官是平民百姓观察效仿的对象，也是四方蛮夷观察中央政权的对象。一心只顾追求钱财，这是平民百姓的心理，而一心追求仁义，希望用仁义去感化百姓，这才是官员应有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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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对汉武帝影响很大，汉武帝从即位开始，就大力提拔有才能的人，予以破格重用。当时向武帝自荐的人数以千计，其中很多人都受到武帝的重用。庄助第一个被提拔，以后又有吴人朱买臣、赵人吾丘寿王、蜀人司马相如、平原人东方朔等。除此之外，武帝时代，文有董仲舒、卫绾、汲黯、霍光，武有李广、李陵、卫青、霍去病等。但武帝对他们实行知人善任，量材使用。如司马相如只是以擅长辞赋写作而得到武帝宠信，东方朔喜欢幽默嘲讽，武帝只让他进谏，却始终没让他们处理国家政务。不象后来皇帝让亲信宦官或宠臣处理一切军机大事那样，避免了权臣擅权现象。这一点不能不为后人所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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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用酷吏来整顿朝纲，打击游侠和豪强，但令人生疑的是这些酷吏很多原本是无赖或流氓。稍有不慎，这些人便成为害群之马。
汉武帝时的酷吏政治也值得今天的人们思考：
公元前130年，即武帝即位的第11年，酷吏张汤被提升为太中大夫，自此后，朝廷用法越来越严苛。
汉武帝任用酷吏的背景，一是朝廷出现了党争现象，讨伐匈奴又刻不容缓，武帝需用酷吏整肃朝纲；此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地主阶级中出现了一些豪强，他们宗族强大，欺压农民，也破坏封建法度，与封建王朝形成了矛盾；那个时候，还有一些人以游侠为名。游侠逞雄于市井乡里、救急于人、以义标榜，但也有些游侠形同盗贼，他们在破坏封建法度方面与豪强类似。所以均为酷吏的整治对象。
但值得深思的是酷吏的来源，有的酷吏本就是市井无赖或豪强游侠。如酷吏宁成罢官后变为豪强，酷吏义纵少年时为盗贼。这些人治郡，往往以当地的“豪杰”为爪牙，对百姓为非作歹。这就比如今天的无良保安或治安人员，任人不善，便会成为害群之马。
汉武帝时期还发起了一场运动，即算缗和告缗运动。缗，是穿钱的绳子。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武帝出此政策，算缗就是规定纳税的办法，告缗就是举报逃税的人。
武帝规定：凡是告发逃税的人，奖励被告人被没收财产的一半。（凡是隐瞒财产或上报虚假数据的，全部财产充公）此令一出，因其奖金巨大，刺激了人们的贪欲，纷纷告缗，商人们纷纷破产，甚至一部分不是商人的有钱人也遭到了巨大的冲击。
告缗运动使朝廷获得了大量财物，缓解了财政危机，但这种用没收财产的方式充实国库，实际上是一种抢劫政策。由于大商人往往身兼官职，因此凭特权可以逍遥法外，真正受害的是无特权的中小商人。告缗运动后，商业受到了摧残，人们不敢攒钱，只想吃喝玩乐，奢侈腐化，对于社会经济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与此相类似的，有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蒋经国在上海的“打虎运动”，结果不但没能平息物价，反而使经济形势更加混乱。
它给我们今天的启示就是：一项政策的实施必须考虑到它的连环效应。
掩卷沉思，西汉王朝开国60年和随后几十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无不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武帝前期，西汉政权达到了它最鼎盛的时期，武帝后期，由于武帝的“多欲”和迷信，整个国家出现了纵欲成风和迷信巫术的活动、国家财政也由于连年战争而陷入困顿。这些都为后来的政权覆灭埋下了祸根。这些都足以让今天的人们引以为戒。
由于王莽的“新”政权的出现，汉帝国被一分为二，前期为西汉，后期为东汉。但东汉取代西汉，迎来的并不是气象万千，大部分时间却是因循守旧。观整个东汉时期，除了“光武中兴”短暂的浮华外，更多的时候却乏善可陈，尤其东汉末年，其腐朽动荡比西汉更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