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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文昕对我送她一些礼物的反应,比我说服她接受的道理要真实得多。礼物怎能只代表赠送者的心意,而不包含物质的价值呢?如果送礼物的人心术不正,他的“心意”本身就是像粪池里的一块又硬又臭的石头。如果心意很大,太轻的礼物肯定代表不了;如果礼物太重,对简单朴素的心意肯定会是一种杀伤。
我送礼物给文昕的心意已一再对她作了解释,那么基于此,我送的礼物是不是恰如其分呢?其实我心里明白得很,这件事若由外人来评判,多半会对我亮红牌。若由我老婆来评判,则恐怕会将红牌直接砸到我头上来。
所以虽然我帮助亲戚正大光明,但文昕最近的事,我在老婆面前只字未提。我不告诉她,并不等于默认自己行为失当。其中涉及到香樟园那套房子的事另当别论,总体来说,我帮助亲戚问心无愧。但我很清楚我老婆不会这么看,我也深知夫妻之间最可怕的就是这种无谓的争执和内耗,而这偏偏是最容易发生,许多夫妻简直好像乐此不疲,直到身心俱疲,两败俱伤。对此我主张丈夫在这方面应担负更多的责任,对自己的要求应更高,在与妻子的相处中多讲究一点策略,多在意对方的感受和想法。我老婆在一些方面看问题的方法和角度和我严重不同,最具杀伤力的是她对我个性的评判,与我的自我评价(我向以热情大方、助人为乐自许,对此她嗤之以鼻)大相径庭。以我老婆的逻辑,只要我帮助的是女性,她都会固执地对我的高尚行为亮红灯,至少也要打个大大的问号。如果说我帮助的是男性,对不起,她根本不相信。你说她不可理喻,她说你才不可理喻哪。即使我对这方面的问题已十分注意,言行已十分谨慎,但在日常生活中仍不能确保万无一失。
记得去年有一次,我接待了市建筑协会的一位老领导,此君曾是市建设局副局长,目前还担任着市建筑系统职称评审的负责工作。那天在饭桌上,酒过三巡,老领导对我们办公室能喝会说的美女副主任邱小姐颇多赏识。我知道邱小姐正准备申报中级职称,便半真半假地为她敲边鼓,告诉那位老领导,邱小姐是同济高才生,目前虽然在做行政工作,但她一直没有放掉业务,今年准备申报中级职称,还望领导多加指导。也没想到,老领导听我这么一说,立刻郑重其事起来,不仅满口应允,而且还主动将“指导”升格为“保证”。当我由自己的经历感叹评职称有多麻烦时,老领导还摆出老资格,说,对一般的人当然是这样,但既然小邱是同济高才生,而且有邓局长的举荐,我们可以特事特办嘛。老领导还给出了时间表:他还有两年退休。我理解错误地对邱小姐说,如果今年准备不充分,明年再申报。老领导立刻看着我大摇其头,大声说:
“小邱的这点事,还用等到明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