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他们调解道：“表叔表婶的意思是一样的，你们这样夸奖我，我做晚辈的真是不敢当。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弟弟妹妹的事，也就是我这个做阿哥的分内的事，我一定不会袖手旁观的，这个毫无问题。”
我老婆当时也陪坐在旁，她在外人面前最是乖巧的女人，这时她就说：“前几天我听邓涛说，刘德清的公司看来也有问题了，文昕妹妹虽然做了总经理秘书，但恐怕在那儿也没有前途。我就对他说，这个事情是你办的，你要对人家负责的。”
她这一说，我注意到坐在一侧、表情一直有点尴尬的文昕脸一下子红了。她感激而惶惑不安地对我老婆说：“阿姐谢谢你，是我给你们添了很大的麻烦！”
这件事后，我见到文昕时就笑嘻嘻地对她说：“现在你离开新源公司算是顺理成章了。”
我告诉她，我将遵照她阿姐（我老婆）的指示，以高度负责的态度为她物色一份最合适的新工作。
其实当时我已着手在做这件事。之前我在和文昕的交谈中，听出她现在的心情倒是有点怀念过去在幼儿园的工作和生活（当然不是怀念“那个女人”），并且她在我面前流露出了想回到只有孩子和女人的天使的乐园--幼儿园（当然不是原来那个幼儿园）的想法。于是我就先背着她为她活动了一下。通过教育局党委书记的帮忙，我为她联系了西亭城里的一所幼儿园，而且马上就可以去上班，手续则可以以后慢慢办。
但是我却没有把这一喜讯立刻告诉文昕。这是为什么?我给自己的理由是，以文昕当时的处境和状态，她恐怕不足以为自己的未来作出明智的选择，在当前情况下匆忙回到幼儿园显然并不合适。此事最好还是从长计议，至少等她正式辞去新源公司的工作后再说。
另一方面，对我来说，有此事做底，我对眼下给文昕的安排，心安理得，胸有成竹。
我这么做事后证明既对又错。但事实上对的成分，也是错，甚至更是错。无人知晓、难以启齿的错。
在文昕白天去香樟园“避难”的那些日子里，我每天都去看望她一次。我的基本方式是中午约她出来一起吃饭。起初文昕很不好意思，说她已经麻烦我很多，不愿意再浪费我的钱和时间，何况午饭她一向吃得很少。
“你这儿不是有厨房嘛，我可以自己随便做点，或去附近点心店吃碗馄饨都行，就是不吃也没问题，可以减肥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