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头实验室里搞研究的汪建，如何变成了率领华大这艘科研方舟的掌舵人？
话要说回十多年前。
1994年3月30日，上市股票编号为0002的万科遭到君安证劵公司凶悍的市场狙击，君安发起致股东的万言书，欲借股市力量改组万科董事会。万科管理层奋起反击，成功击败君安的狙击，度过了一次危机。媒体称这一事件为“君万之争”，万科内部习惯又称“3·30事件”。
此时，汪建已经在美国待了六年，于华盛顿大学任高级研究员，从事细胞分化与增殖相关性研究，工作内容涉及基因克隆、蛋白质表达。他也正面临事业的十字路口。跟蒙卡达的一番谈话，让他突然醒悟到自己与欧美前沿科学家的视野和心态差距太大。搞科研搞了十多年，发现自己不是这块料，思来想去，不如退出！
1994年春节，他和几位朋友在一块儿喝酒，不会行别的酒令，就会背《毛主席语录》。第一个说“寄上三百元”，下面一个接上“聊补无米之炊”，再后面一个接“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这一段语录的背景是：1972年，福建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学教师李庆霖写信给毛泽东“告御状”，反映儿子李良模当知青“口粮不够吃，日常生活需用的购物看病没钱支付”，毛泽东亲自回信，并拿自己工资“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这件事情后来成为中央调整知青政策的一个契机。
汪建说，他能背下整本语录，不管喜不喜欢，这是那个时代留给他的东西，想甩也甩不掉。酒令行到这里，他忍不住流泪，说：“同志们，我们已经红到骨子里了，还在美国待着干什么？干脆就接着红下去，回国吧！”
1994年，他回国创办北京GBI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兼总裁，做乙肝试剂生意，却发现自己是块赚钱的料。第一桶金赚得轻轻松松，很快心生“赚钱太容易，没意思”的想法。
赚钱容易吗？照我看，赚小钱容易，赚大钱也不难，但持续赚钱就不那么容易了。如果想持续赚钱又事业有成，史上留名，那就难上加难。
因为生意上的事情，汪建经常跑珠三角、长三角，目睹劳力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在经济全球一体化中显示出威力，心里琢磨：“人口众多，人力资源丰富，这才是中国的优势所在。如果按照人力密集型产业的方式搞科学，没准儿可以走出一条新路来呢。”
他又想，因为浮躁，所以自己搞科研不是西方人的对手。但整个国家都浮躁，不如就浮躁到最前列去吧――他越琢磨，越感觉这个逻辑是靠谱的。1997年的一个晚上，在广州东方宾馆一个小院子里，汪建和几位朋友边吃夜宵边争论了一个通宵。天亮的时候，他确定了自己的下一步方向：“按照人力密集型产业的方式搞科学，几千人做一个项目，人海战术，不信这样搞不过老外。没准儿，能堆出一个诺贝尔奖来。”
后来就有了今天的华大。汪建总结华大模式：浮躁心理，加上中国的人口红利，再加上年轻人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努力的精神，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科研之路。现在，华大平均一个月有一篇论文上《自然》杂志或《科学》杂志，数量是超过了蒙卡达一个人。汪建再想起蒙卡达，心里就平衡多了。
不过，蒙卡达在和汪建那一次谈话回去后不久，就与英国妻子离婚，娶了一位比利时公主，受封爵士――这一点无论如何还是让汪建很眼红的。
也随着这个转型选择，汪建再也找不到“赚钱太容易”的感觉了。时至今日华大都没有成为一家能赚大钱的组织，而是一家不断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组织，汪建说自己不能算是企业家。
同时，他又远离了实验室，不再承担科研项目，加上美国的两个博士后都没有读完，所以汪建说自己也不能算是科学家。
那他算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