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说起来，魏晋南北朝学风，都以《老》《易》并举，或以黄老并举，将儒道两家，混合为一。所以魏晋学者，在在带点调和色彩，而道家哲理，成为儒家哲理的一部分。同时自东汉末叶以来，佛教已渐输入，三国因为书少，未能全盛，东晋则大发达。梁武帝时，势力尤巨，一般学者，往往认儒佛为同源，不加排斥。如沈约作《均圣论》，即谓孔佛一样。孔绰作《喻道篇》，谓“周孔即佛，佛即周孔”。张融作《门论》，周颙作《难张长史门论》，都主张三教一致。顾欢作《夷夏论》，亦称道佛二教，同体异用。当时大部分儒者，不以老庄释儒，即以佛教释儒，三教同源，成为一时的通论了。
对于这种三教调和论，作有力反抗的，据我们所知，有两个人。一个是裴頠，东晋时人，作《崇有论》，反对虚无主义。王衍他们，极力攻诘他，但是没有把他攻倒。一个是范缜，梁武帝时人，作《神灭论》，反对明鬼主义。梁武帝敕曹思文等六十三人攻诘他，亦没有把他攻倒。像这种有无的争辩，神灭神不灭的争辩，在六朝学术界，很有光彩，与前几年科学与玄学之战差不多。我们看王衍、梁武帝，虽然反驳，然不压迫言论自由，这种态度，是很对的。又看裴、范缜，在清谈玄妙的六朝居然敢作这种反时代的主张，亦可谓豪杰之士了。
南北朝的儒家，对于经学，亦很重视，而南北色彩不同。南朝另辟门径，王弼、何晏这派，很有势力。北朝则仍受汉儒家法，马融、郑康成这派，很有势力。《北史?儒林传》总论里面，有这两句话：“南学简洁，得其精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这个话，虽然偏袒南学，然可见南北学风，迥不相同了。
南朝的学风，专从几部经中，求其哲理，对于汉儒家法，极端反对。如《南史?儒林传》所称何承天、周弘心、雷次宗、刘、沈麟士、明山宾、皇侃、虞喜、周抚、伏曼容一流，十分之九，皆信仰老庄，或崇拜佛法。《南史》常用“缁素并听若干人”等字，可见得每次讲演，和尚道士，前往听讲的很多。所以南朝经学家，大多数以道佛的哲理，解释儒家的学说。
北朝的学风，带点保守性，专从名物训诂上着手，一依马郑以来旧法。如《北史?儒林传》所称卢玄、刁冲、刘兰、张吾贵、李同轨、徐遵明、熊安生、刘焯、刘炫一流，大体皆墨守汉儒家法，释经极其谨严。后来，唐代陆德明作《经典释文》，孔颖达作《五经正义》，贾公彦作《周礼仪礼疏》，以及徐彦的《春秋公羊传疏》，杨士勋《春秋穀梁传疏》，皆有底本，出自本人者极少。徐遵明、熊安生、刘焯他们的底本，由孔颖达、贾公彦等整理一番，成为现在的《十三经注疏》。
总之，南朝富流动性，受佛道的影响；北朝富保守性，受汉儒的支配。这是南北学派的大概情形。惟北朝末年，稍起变动。徐遵明为北朝第一学者，后人注疏，多本其说。他最初从许多人为师，皆不以为然。有人告诉他说，这样下去，绝对不会成功，后来他才改换方针，专以本心为师，上承孟子，下开象山。北朝前期，虽极保守，到了末年，徐遵明以后，已经有很大的变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