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与舒尔特－扎塞通过对18世纪的分析得出的意识形态活动正好相反--拒绝过度放纵，取而代之的是前现代理想的资产阶级和公众道德--卡洛斯·凯弥尔将我们引向另一个途径去思考问题。舍费尔描述了一个通过与现代消费主义建立特权关系而形成的一个脱离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环境：“广告是与普通人交流的手段--与家庭、私人汽车、无线电、照相机、现代性的厨房设备和别致款式的服饰与世俗的化妆品相关，这些东西以前只是意味着生活方式，现在却被社会化了，而且触手可及。”
然而，由美国的畅销饮料所引发的对于社会前景的许诺（优雅的着装、国际流行食品等）上升为大家所追求的奢侈的生活方式，在以前，只有上流社会的那些人才能享受这种生活。快乐的巡游，买得起的服装，有组织的休闲活动，有补助金的戏院娱乐项目--所有这些都是特权的隐含性的表示符号--这些是作为间断性的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抗性因素而存在，因为主流意识形态贬低了这些对物质的沉迷，将其看做腐朽的退化标志，然而同时它又从这种社会的不平等性中获得利益。同样，纳粹电影，一系列故事片想在严格意义上被接纳进党的规则中是困难的，或者说是不可能的。所以，卡洛斯·凯弥尔认为：
电影历史中的一个传奇是，国家社会主义者成功地影响了所有流派的电影艺术、每部影片、每个材料和每一个远离我们的那些来自于意识形态毒品实验室的主题。甚至是部长的愿望和他手下那些有同样野心的帮手，那些要经过政治化变形的材料--尽管存在多种形式的控制手段，也最终会滑入这个结构中--电影的那种不可精确计算的，像萤火虫一样闪烁而不可捉摸的本性和与微观结构的亲近性最终拒绝了戈培尔所控制的宣传机器的宏大叙述技巧。
因此，在纳粹的文化处理上，我们遭遇到了两种方式。其一，根据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acs）的说法，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已经被建构成了一个“折中主义的合成物，里面包含各种各样的相互冲突的元素”（种族主义、国家主义、共产主义的人民党主义和反现代主义的趋势）。它们已经在纳粹德国的话语中流传开去。这也就是说，纳粹哲学被宣传为一种残留的意识形态的混合物。就像西奥多·W. 阿多诺（Theodor W.Adorno）所说的，它被编撰成了一个完整的代替性的意识形态，成为了包容一切的类似准宗教的评释模式。其二，大众流行文化也表现出相同的对娱乐方式和日常生活的琐碎的影响，但它的表达方式不仅与处在统治地位的充满对抗性的文化意识形态有关，而且也与其他的流行文化模式和传统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