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欧斯纳德拖长声音，状似沉思地说。
“嗯，我猜他们可能是瑞典人、德国人或法国人啊。不过日本人的几率比较大就是了。”
“哪种日本人?本地的?来访的?商业的?官方的?”
“我不能说我知道，安迪。”一阵傻气、过度兴奋的咯咯笑。
“对我来说，我想他们全都是一个样。有很多是银行家，应该是。”
“但露伊莎知道。”
“安迪，那些日本人对她言听计从。我是不知道她在干吗，但是看她和那些日本代表团在一起，看她鞠躬、微笑、‘请这边走，各位’——那是特权，就是这样。”
“她带工作回家是吧?周末工作?晚上?”
“安迪，她只有迫不得已时才这样做。通常是周四，在我招待顾客的时候，这样她就可以在周末脱身陪小孩。她没有加班费，他们简直是压榨她。不过他们付她的是美国薪水，我承认那又另当别论。”
“她怎么做呢?”
“工作吗?就是埋头工作，打字啊。”
“我是说钱。银子，薪水。”
“全存到联名账户里，安迪，她认为这么做才正确，也才应该。她是个品格高尚的女人与母亲。”潘戴尔一本正经地回答。
相当出乎意料的，他竟然发现自己脸颊泛红，双眼热泪盈眶；还好他强忍住，迫使它们倒流回原来涌出的地方。但是欧斯纳德的脸没红，皮靴扣似的黑眼睛也没盈满泪水。
“可怜的女孩，辛辛苦苦赚钱付给拉蒙，”他残酷地说，“而且自己还不知道呢。”
即使潘戴尔因为这一语道破的残酷事实而感到羞愧，也没在表情上再次展露。他兴奋地四下窥伺，脸上既有喜悦也有担忧。
“哈瑞!我的朋友!哈瑞!我对上帝发誓，我爱你!”
